嚴歌苓：生活在海外傳說中-情感

多變若妖。海外作家的疏離冷冽，外交官夫人的優雅，或者有點怪異的老來媚……她幾乎生活在傳說之中。比任何一個當代女作家，她更能激起讀者“索隱”的狂熱。《扶桑》里，“簡簡單單坐著，嗑她的瓜子喝她的茶，那種豐富而不可名狀的蘊藏”，像她吧？《寄居者》里，“廉恥也不要，露著大腿彈琴是為了等一個不知去向的男人”，也是她吧？“我是個活得很私密的人。”她喜歡虛構，喜歡將真實的自己一筆筆刻在書里。當你一頁頁翻過她的書，感覺往往如麥芒刺背——鋒利或者柔媚，哪一個是她？
　　
　　那時候我不夠紅嗎？
　　
　　多年之前，作家麥琪曾憤憤不平地說：“嚴歌苓不紅，簡直天理難容。”再次聽到這話，嚴歌苓大笑道：“啊？當時難道我不紅嗎？我的作品在臺灣得了9個獎，而且都是那么大的獎。”
　　
　　談笑間，《梅蘭芳》《一個女人的史詩》等最新影視劇的風頭，已經湮沒了早期《天浴》《少女小漁》那種小眾化的榮光。
　　
　　已經習慣了嚴歌苓的改變。這一次，長篇小說《寄居者》讓人感到陌生，也算是在情理之內。
　　
　　如果剝去了沉重的社會歷史背景，單純從男女情感關系的角度來說，《寄居者》中的女子尋找真愛的過程像極了一部流行的韓劇。主人公May（玫），以為自己喜歡未婚夫彼得，一直抵觸另一個男人杰克布，直到最后一刻，才發現后者是自己的最愛。
　　
　　這一點上，嚴歌苓似乎跟所有女人的體驗都雷同：女人會抵觸某種男人，他們或者邋遢不夠紳士，或者粗魯不夠文雅。女人自己會說，我怎么會喜歡這種人呢？于是，越喜歡，越抵制。在之前的長篇《扶桑》中，她也用一位妓女的口吻講述了這種欲罷不能的愛情。
　　
　　這次，在《寄居者》中，她試圖找到一種別樣的語調：一位老婦人在回憶很多年前自己策劃實施的一起善惡參半的事件。May起初誘惑杰克布的目的，僅僅是想偷到他的護照，幫助自己的猶太人未婚夫彼得逃離將成魔窟的上海。
　　
　　她個人的形象撲朔迷離，她的寫作也一直在變。從軍營作家到海外作家，用“華麗轉身”形容決不為過。如果非要尋出她一以貫之的原則，那就是兩個字：經濟。能去掉的“的”、“了”都要去掉，她力圖在其中找到古文的那種精煉。還有，除了自傳性很強的《有個女孩叫穗子》，她幾乎所有的故事都是聽來的，來源五花八門，比如她前任丈夫李克威（作家李準之子）的故鄉。
　　
　　原始的沖動。她被一種寫字的“激動”驅使著。她用鉛筆寫小說，寫到自己不能把握人物命運的時候，她才開始感到興奮，感到刺激。“知道嗎？我為什么也用英文來寫小說？因為使我感到缺乏把握。未知的東西才有意思，才好玩！”
　　
　　因為《寄居者》的故事發生在上海，她近來被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是：你會成為另一個張愛玲嗎？她會冷冷地回答：張愛玲只會有一個。“我的上海比較臟、臭，比較像地獄，以后我還會寫上海，那也還是我的上海，不是張愛玲的。”
　　
　　私密的另一條命
　　
　　一直在變的不僅是她的小說，嚴歌苓自己也一直在變，在決裂。從去美國的1989年開始，她就生活在“另一條命”里。
　　
　　12歲當兵學舞蹈，20歲做中越戰爭前線的戰地記者。從軍13年，她最大的收獲是“胸襟”。采訪過她的媒體記者在雜志上寫，嚴歌苓是多么優雅的女人啊，聽到這個，她會有點爽朗地笑出聲來，她自稱很有軍人氣質，“粗線條的，不婆婆媽媽，也不細膩”。軍隊的烙印深深打在她身上，比如三個人走在馬路上，不能橫著走，要豎著走成一排。
　　
　　“那是一個非常粗糙的集體，發現一點細膩的東西，它都會扼殺你。從人性角度來講，我確實做了一些反思。”她出言稍顯謹慎，不過她的作品早表達了她的立場。《穗子物語》、《一個女人的史詩》等作品都是軍隊題材的作品，用人性的掙扎來展示世界的真相。以知青群體為主題的《天浴》中，她寫文秀為了回到成都，一次次將肉體獻給陌生的男人——你會感到背后的嚴歌苓，嘴角含著隱忍之冷。
　　
　　這也就很容易理解，跟她合作《梅蘭芳》的陳凱歌為什么把她引為知己。在看了她的作品后，陳凱歌一語點破：“她的小說中潛在的，或是隱形的一個關于自由的概念，特別引人注目，我覺得，那就是個人自由。”這意味著，他們對共同經歷過的“文革”荒誕時代的否定。
　　
　　她的另一條自由的命，肇始于1989年。一場不圓滿的婚姻之后，那一年她赴美學習，攻讀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文學寫作系的研究生，開始了她的海外生涯。從英語的每一個單詞，從叉子西餐簡單的生活技巧，這位30歲的女人，開始了自己“返老還童”的痛苦歷程。
　　
　　一邊刷盤子，一邊寫字，寫作依然是她謀生的手段。她寫很多短篇小說，投到臺灣的報刊，掙美金。她沒覺得那時候為了賺錢的作品，寫的不如現在，相反，她甚至覺得那時候寫的比現在好。
　　
　　在陌生的國度里，生長出另一個嚴歌苓。“好像多出一條命來，是脫胎換骨的一種。”那是怎樣的一個過程，你自然可以想像，“敏感而痛苦。”就像她喜歡的美國黑人歌曲，那是用肉嗓子唱出來的樂與痛。
　　
　　半路出家學來的西方文化，讓她沒有歸宿感。“基督教文化是強勢的，美國人的救世思想也很普遍，而像我自己就是邊緣人。”心底清楚，她自己逃脫不了寄居者的身份。
　　
　　3月的這幾天，不折不扣的“寄居者”嚴歌苓短暫回到北京，等待她的，是她已經缺席了20年的北京。“變了，變得很厲害。”她嘆息說，“要好好補課。”
　　
　　有主意但也可以算了
　　
　　她的生活是與世隔絕，也享受這種隔絕。她的生活永遠都是從清晨的一杯咖啡開始，然后寫作。在第一次失敗的婚姻之后，她與美國外交官勞倫斯結婚。再婚生活非常幸福，因為丈夫的工作關系，每兩三年，他們都要換一個國家或地區居住。從2006年的9月份到現在，他們一直居住在臺灣。“剛去非洲的時候很不適應，適應了不想走了，但又必須走。”她說，等老了，她希望回到之前在美國居住的伯克萊，那里有一座對著海灣的美麗房子。
　　
　　家庭生活幸福得令人妒忌。所以被問到任何關于家庭的問題，她都一臉幸福，笑語晏晏。不過，國家不幸詩人幸——美滿的家庭生活對一個作家來說，是一種幸運嗎？
　　
　　50歲的嚴歌苓回答說，寫作跟家庭幸福不幸福沒有關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釋迦牟尼出家前也是一個生活幸福的人，他離開那個世界源于一種敏感。一個人能否寫作，看有沒有這種敏感。對人家的快樂和痛苦，能不能感同身受。”
　　
　　她的父母居住北京，但她很少在北京寫作。“北京讓人有太多欲望，到處在起高樓，人欲橫流。”采訪她的那幾天，她在北京新買了一套房子，你想像不到她買房子的原因：為自己心愛的一條狗。“之前買的是公寓，不讓養大狗，我天天跟做孫子似的，就怕哪一天它被拉走了。”
　　
　　這時候的她是柔媚的，也是隨性的。“我主意貌似很大，但人家說不行，也就算了。”她做人的原則是：不是一定要干什么，沒什么都行。可有可無，無可無不可。后來寫《梅蘭芳》的時候，這點她覺得跟自己很像。她是個會“藏”的人，你不能期待她挺身而出式的金剛怒目，她的鋒芒都藏在她的文字中。
　　
　　但有人問她對年輕人的寄語，她會回答：“在鄰居和同事或者同學的價值觀成為普遍價值觀的時候，別信它，別理它。”乍一聽，這不像那個姿態優雅的嚴歌苓，你會感受到這個女人的固執與尖銳——那屬于她的另一種私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