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時工”搞垮大清王朝-新知探索

胥吏雖小，卻關乎一個王朝的生死存亡。
　　
　　乾隆五十七年（1792），將軍福康安盡收西藏失地，使廓爾喀求和稱臣。乾隆皇帝非常高興，厚加賞賜。
　　
　　福康安凱旋，征廓爾喀一應軍需費用交戶部報銷。福康安還在享受著建功立業(yè)的得意，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了戶部一名書吏的名帖。那名小吏以向他賀喜為名，要求賞賜萬金。
　　
　　福康安當時已是一等公，歷任陜甘、閩浙、兩廣總督，深得乾隆帝信重，離封王只有一步之遙。而小小一名胥吏，只是戶部操辦文書的職員，既無官銜，又不在編制之內(nèi)，只算得“臨時工”，居然敢向福康安索取賄賂。福康安大怒，說：“幺么小胥，敢向大帥索賄賂乎！”
　　
　　據(jù)說，那一天，福康安聲色俱厲，而小吏鎮(zhèn)定自若。他向暴怒的將軍申述了自己索取賄賂的理由：“我不敢向大人索取賄賂，但是軍需用款多至數(shù)千萬，賬冊太多，必須多添人手，日夜加快辦理，幾個月內(nèi)完成，全部上奏，皇上剛剛賞賜了戰(zhàn)功，必然高興，馬上就準了。倘若您不給錢，僅就我們戶部本來的人手，分批陸續(xù)報銷，沒有三四年不能了事。今天報銷一點，明天又報銷一點，皇上看得煩了，肯定要責問，輿論攻訐也趁機而入，必興大獄。這是為了中堂大人您考慮，不是為了我們這些小吏算計啊。”
　　
　　清人筆記《水窗春囈》中記載，福康安聽后不僅感激小吏的提醒，而且大為贊賞，馬上命令“糧臺以二百萬予之”。
　　
　　胥吏，是官府中處理具體事務的職員。他們并無品級，不算官員，但是又代表官府行事。他們的工資甚至不是由國家開支，而是雇傭他們的官員自己掏腰包，或從項目經(jīng)費中抽取。以今天的編制制度推之，應屬政府的“臨時工”。
　　
　　在漢代，官吏并無判然分別。掌管具體事務的吏，也可升官，甚至做到宰相。而到元代，因為官員多為蒙古人，往往不通漢字，更不懂政治，便將種種事務都交給文案、書吏，胥吏的權力因此大大擴張。明代繼承元朝的制度之弊，更加規(guī)定胥吏不能考進士，“一朝為吏，終生為吏”，永遠不能進入上流社會，且為人所鄙夷，所謂“不入流”。
　　
　　所謂“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官員在一地任職的時間很短，而胥吏卻幾乎世代沿襲當差，所以新官上任，對本部或者本地的情況了解很少，對事務不熟悉，又無親信，往往要“以吏為師”，向這些“臨時工”學習如何辦理政事、處理公文。當時辦理文牘，往往是官員交給書吏，書吏去查閱案例、法律，寫完之后呈給官員，官員只是簽字蓋章同意而已。
　　
　　胥吏之害，自宋代就已有人指出。王安石曾在給仁宗皇帝的言事書中提出，對胥吏“饒之以財”，即以高薪養(yǎng)廉吏。明末清初，顧炎武也曾說：“柄國者，吏胥而已。”而到清代，胥吏對國家和社會的傷害更加變本加厲。
　　
　　康熙五十一年（1721）三月，著名的桐城派文學家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株連，被關在刑部獄，目睹了監(jiān)獄里胥吏橫行、弄權枉法的猖獗，令他瞠目結舌。
　　
　　掌管審案和監(jiān)獄的小吏，把關押犯人當作生意，但凡與案件有牽連，一概拘捕，投入大牢百般折磨，然后讓他們繳納保證金，才放出去。倘若無錢賄賂，則往往因折磨而死。
　　
　　即便是已經(jīng)被判死刑的，這些小吏依然有能力從中榨取錢財。如果犯人被處凌遲，那么施以賄賂者，可以先刺心臟，使其速死；倘若不給賄賂，則慢慢臠割折磨。掌管捆綁犯人的差役也有辦法敲詐，倘若沒有打點，便在捆綁時故意用力折斷犯人筋骨，許多人因此終生殘疾。
　　
　　尤其讓方苞驚詫莫名的是，刑部的老吏居然在家中私藏官印，膽敢更改公文。當時有兩兄弟把持公倉，按律當立即處決。獄吏對他說：“給我一千兩銀子，我可以讓你活命。”他另外準備一份奏章，用從犯中兩個單身漢的名字換了兩兄弟的名字。同伙的獄吏認為不妥，說：“這樣可以欺騙被處死的犯人，但欺騙不了主審官。如果事情敗露，我們就死定了。”
　　
　　這名獄吏笑道：“倘若主審官上奏，我們是死路一條，他也會因此被撤職。他不可能為了兩個犯人的命丟自己的官。”
　　
　　嘉慶年間，工部書吏王書常隨身攜帶假印，冒名支取國庫錢財。皇帝下令修建工程，他便捏造高官姓名，重復向戶部支取白銀近千萬兩。按照規(guī)定，工部支領銀錢，必須各司簽押完畢，告知戶部的相關部門，經(jīng)過度支大員復核，才能發(fā)派。然而各部的小吏早已狼狽為奸，專門等候官員們談笑會飲之時，將故意潦草書寫的文書呈上，官員無心查看，便隨手簽畫，于是這些“臨時工”得以趁機謀取巨利。
　　
　　至于官員升遷任命，也有“臨時工”挑弄其中。吏部的書吏得利最多，因為官員補缺、晉升，都要經(jīng)過吏部的審核程序，這些書吏就按照官位油水的多少索取賄賂，如果不給，那么便尋找理由駁斥或延誤辦理。于是要得到任命，就要賄賂“臨時工”，便成了官場規(guī)則，想要官員清廉，也不再可能。
　　
　　他們沒有治理國家的目標，也沒有政治清明的責任，只是盤踞在官僚體系之中，謀取私利。他們由官府雇傭，百姓不能彈劾罷免，又賄賂上官，結成利益同盟。他們看似是維護朝廷統(tǒng)治最為積極的一群人，但實際上只是為了維持這種他們熟悉的規(guī)則與秩序，以便從中吸取膏脂，消耗著帝國的生命力。而一旦大廈將傾，他們也立即“樹倒猢猻散”，絕不會為維護舊有的統(tǒng)治做出任何努力。
　　
　　嘉慶皇帝曾經(jīng)對這種局面怒不可遏地說，上無法度準則，下不依法履職，“太阿倒持，群小放恣，國事尚可問乎？”
　　
　　但是面對如此盤根錯節(jié)的集團，他也毫無辦法。胥吏之害，一直到清朝滅亡也不能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