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的“兩會”和“提案”-熱讀

中國古代有“兩會”嗎？那么，古代中國又是如何表達民意、上交“提案”的呢？
　　
　　古代“兩會”是什么樣的會議
　　
　　從制度層面來說，現(xiàn)代“兩會”制度為共和國首創(chuàng)，古代中國是沒有的。但從議事形式來講，古代中國也有類似的形式。
　　
　　古代是皇帝一個人說了算的“家天下”，皇帝雖自稱天子，其實他是真正的明白人，知道“一個人拍腦袋”的局限性，于是有了“朝參”和“集議”。“朝參”又叫“朝會”，集議也稱“議會”——這便是中國古代的“兩會”制度。
　　
　　“朝參”由皇帝親自主持，是小范圍的、百官進入皇帝的辦公大廳（朝廷）參拜皇帝的一種形式。進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頒布時，皇帝都會開“朝會”。有資格參加“朝會”的，都是相當于今天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各部委辦主管，所謂“三公”、“九卿”，最低也得是副廳級的正五品官員。
　　
　　“朝參”實是一種御前會議或內閣會議，有點類似解放后的最高國務會議，中央工作會議。時間不長，但相對頻繁。到唐代，“朝參”變成了“常參”，每日或隔日舉行，成了制度化。
　　
　　“集議”則由“三公”或地位相當于“三公”的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參加。它實際上是應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開的，規(guī)模可大可小，參會者的范圍比“朝參”復雜。“集議”通過的議案都是要認真執(zhí)行的。
　　
　　古代“兩會”代表都是些什么人
　　
　　“集議”也分中央和地方，與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相似。但與今天“人大”代表都是選舉出來的不同，參加“集議”的人員都是由官方決定和領導推舉，代表中沒有普通群眾。
　　
　　那么，古代的“人大”代表都是些什么人？從史料上來看，主要有四類：
　　
　　一是相當于今天省部級高官的“二千石”以上大臣，實為官僚和利益集團的代表；
　　
　　二是“地方代表”，以分封在外、待遇達到一定級別的列侯為主。列侯都是功臣名胄或其后裔，實為貴族和特殊階層的代表，這部分代表是不能參加“朝參”的；
　　
　　三是“專業(yè)代表”，主要是列大夫、博士、議郎這些專職諫官。這類代表參政議政能力強，因為都領俸祿，也屬“公務員”群體的代表；
　　
　　另外，在需要時，還會有“基層代表”。漢昭帝時召開“鹽鐵會議”，特別召集60余名地方和基層的代表參會。
　　
　　這類代表以飽讀詩書、喝過墨水的“賢良”為主，表面看是來自地方和基層，但因為是相當于今天省市一把手的郡國國主和地方富豪推舉出來的，實為學術界和富人的代表。
　　
　　古代“兩會”議案很難一致通過
　　
　　古代中國的“兩會”很注重民主氣氛，“代表們”敢直抒胸臆，有人甚至敢在朝會上當面指出皇帝的不是。如果“代表”總是投贊成票便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可能會遭到皇帝的訓斥。
　　
　　在“集議”上，議案也很難“一致通過”，有時還會出現(xiàn)“經年不決”的現(xiàn)象。西漢末年的王莽新朝，一次議會的議題之一是討論并頒布官員的工資制度，結果集議了好幾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見。由于政策遲遲不能出臺，導致上至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資，即所謂“皆不得俸祿”，實在罕見。
　　
　　古代最著名的一次“集議”是“鹽鐵會議”。會議時間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會上，60余名由相當于今天省市一把手的郡國國主推舉出來的地方和基層代表，與以御史大夫（“三公”之一，相當于副總理）桑弘羊為首的京官集團，進行面對面的激烈辯論。
　　
　　會議由丞相田千秋主持，重點議題是對漢武帝主政時期國家施政政策的得失進行討論。地方和基層代表們對鹽鐵官營、平準均輸、酒類專賣、貨幣發(fā)行等多項政策提出了尖銳批評，強烈要求廢除。
　　
　　桑弘羊深得漢武帝的信任，曾統(tǒng)管中央財政近40年，是這些政策的實際制定者，對“賢能”和“文人”的否定意見不以為然。會議最后經過表決，通過了廢除全國酒類專賣和關內鐵官制度的決議，打破國有公營的壟斷。
　　
　　宋代以后，諫議制度變成了擺設，元代干脆取消諫院。到明清時，古代中國的“兩會”和諫議制度所散發(fā)出的民主精神幾乎不存，明世宗朱厚熜甚至把持不同政見、反對給他生父興獻王朱祐杬上尊號的朝臣當場杖斃16人，另外134人被關進監(jiān)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