綁匪的紙條-人與社會

我是長年的旅行者，一年中有一大半時間在路上，因此家里不訂報刊雜志，訂了也沒法看。說來慚愧，我讀的報紙大多是機場、碼頭隨買隨丟的那些刑偵破案讀物。選擇的標準有兩條：一是材料必須出自于正規的司法機關，二是必須真人真事，如實報道，不能有文學描寫。一般所謂的“法制文學”，我還來不及去看。
　　
　　讀這些刑偵報道，原來只是為了消磨時間，后來幾乎成了習慣。也曾自警是否閱讀品位下降，但仔細一想又覺得未必。歷來我接觸最多的是文藝作品，而當今許多文藝作品的通病是虛假而又令人厭倦。而這些刑案報道恰正相反，既真實又有吸引力。這種巨大的逆反帶給我一種興奮，有時甚至還想推薦給文化界的朋友也屈尊讀幾篇。
　　
　　當然，我讀這些報道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在這些充滿暴力和血腥的字里行間，我看到的不是一個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隔絕的怪異世界，而是處處與我們的身邊相連。刑案是生活的極端狀態，而極端狀態總會集中社會神經的末梢，關及正常部位的痛癢，具有不少思考價值。
　　
　　你看手邊正好有一份法制文摘，刊登了1979年8月1日在湖北省破獲的一起綁票殺人案，讀起來就很有意思。
　　
　　這起綁票殺人案其實早在8年前就發生了，偵查了很久沒有結果，基本上已成了一個舊年懸案，擱置在那里。去年，一位名叫吳忠義的刑偵專家隨手翻閱舊案卷，偶然地發現案卷中保留著一張綁匪寫的紙條。他先匆匆瞟了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決定重新偵查此案，而偵查的范圍，劃定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中間。
　　
　　究竟是一張什么樣的紙條給了刑偵專家一個重新判斷的機會？
　　
　　那張紙條上其實只寫了19個字，6個標點符號。其文曰：
　　
　　過橋，順墻根，向右，見一亭，亭邊一倒凳，其下有信。
　　
　　寫這張紙條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屬指點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文案縮到最短，減少信號量，但他忘了，文字越簡縮越能顯現一個人的文化功底。
　　
　　請看這19個字，罪犯為了把藏信的地點說清楚，不用東西南北、幾步幾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動詞來一路指引，這在修辭上顯然是極聰明的選擇。四個指引詞，“過、順、向、見”，準確而不重復，簡直難于刪改。特別是那個“見”字，用在此處，連一般精通文字的寫作人也不容易辦到。多數會寫成“有”，但只有用“見”，才能保持住被指引者的主觀視角。更有趣的是，這個文案讀起來既有節奏又有音韻，在兩個“二三”結構的重復后接一個“五四”結構，每個結構末尾都押韻，十分順口。罪犯當然不會在這里故意賣弄文采，只能是長期讀古文、寫舊體詩的習慣的自然流露。如果他自己發覺了這種流露，一定會掩蓋的，但他沒有發覺，可見實在成了一種表述本能。時至今日，能有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經不多，因此偵查的范圍可縮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學。很快破案，罪犯是一個大學教師。
　　
　　誰揭發了他？文化。
　　
　　高智商犯罪，早已屢見不鮮，監獄里關著大量聰明人，這好像沒有什么可以大驚小怪的了。但對這個人，我們仍會沉思片刻。原因是他與“文化”這個概念牽扯得不明不白，使我們對“文化”也疑惑起來。
　　
　　他的文化水平高嗎？答案是肯定的；他是文化人嗎？答案先是肯定的，后是猶豫的。猶豫的理由，是覺得“文化人”這個稱呼似乎還應該有一些品德上的限定。但也只是“似乎”而已，實際上限定不到哪里去，因為既然已經承認他文化水平高，那么“文化”這個概念本身，顯然沒有這方面的限定。
　　
　　這就是說，文化未必有太大的排惡功能。沒有排惡功能的事情多得很，但文化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太宏大了，形象一大以為它什么都行，于是產生誤會。一個人能寫一筆漂亮的毛筆字，連不認識他的人也會猜測他通體文雅；一個孩子捧著一本書在讀，做家長的便笑逐顏開；一個求職者取出一份學歷證明，單位領導就頻頻點頭；更奇怪的是，一個商人有點文化，就被稱之為“儒商”，即便他極盡詐騙之能事也丟不掉這個招牌。相反，一個文化不高的商人哪怕再講信用，人們仍然會從文化上輕視他。于是他們只能讓自己的孩子去讀貴族學校之類，只為一洗文化上的恥辱，至于品德人格，則就不管了。這一切已成為一種社會秩序和心理習慣，誘使更多的人不問青紅皂白地去靠貼文化。在未必有排惡功能的地方出現如此擁擠的局面，非出事不可。
　　
　　我不止一次聽人們這樣說：“那些年輕人做壞事，是因為缺少文化。”但是，文化在哪一點上，可以防止人們做壞事？有人解釋道，文化可以使人讀很多書，知道世上有很多好人好事足以效仿。那么事實早已反駁，天下最毒辣的陰謀、最兇險的惡念，也是通過文字來傳達的，而傳達的文字，很可能是典雅的文言文。
　　
　　例如我們正在說的這個淪為綁匪的大學教師,他那堪稱精雅的文詞功能,與他的犯罪是否有根本的沖突？沒有。至多與善良人的想象稍稍有一點不協調罷了。他完全可以吟詠著“無毒不丈夫”的文案,翻閱著一本本厚厚的權謀生存典籍,然后用流利的筆觸寫下心得,一有機會便小試身手。
　　
　　我覺得在文化的問題上,我們中國人歷來有一種一廂情愿的天真。不知被文字坑害了多少年,一見白紙黑字還是付給太多的信任。舞文弄墨的狡詐文人也見過不少,但一聽到有人在炫示文史知識還是笑臉相迎。于是,越是見不得人的東西越往文化里鉆,文化成了一個寬闊的掩體,一個洗手的金盆。連天下最殘酷的社會動亂,也稱之為“文化革命”,連明目張膽的誣陷和謀害,也名之曰“文化論爭”。這種現象也許可以回答人們百思不解的難題：我們擁有那么悠久而豐厚的文化,為什么在一系列文明的常識上卻需要從頭啟蒙？
　　
　　我知道我已經把事情說得太大,再說下去這篇短文就難以結束了?；氐浇壏说募垪l,我只能說,文化揭發了他,他也揭發了文化。他揭發了文化什么呢？那就是：“文化”一詞涉義太泛,極易藏垢納污。我們現在至少應該讓很多教師和家長明白,文化知識不等于文化素質,文化技能更不等于文化人格。離開了關愛人類的人格基座,文化人便是無可無不可的一群,哪怕他們渾身書卷氣,滿頭博士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