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如何脫穎而出-成長視窗

少年早慧的饒宗頤，20歲出頭而文名大噪，被聘為中山大學的研究員。當時，日軍南侵，中山大學遷往云南。在赴聘云南途中，饒宗頤大病一場，滯留在香港。
　　
　　山窮水盡處卻見柳暗花明。正是在香江，饒宗頤幸遇商務印書館前任總經理王云五，以及大學者葉恭綽。前者請他協助編纂《中山大辭典》，后者請他協助編定《全清詞鈔》。
　　
　　這兩項工作，令他眼界大開而又茅塞頓開，受益無窮，遂滯留港島不走，由是改變了他的人生走向。饒宗頤晚年回憶：“如果我當年去了云南，就沒有今天。可怪的是，我這一生只害過這一次大病。”又說：“我是在一個關鍵時刻，也是老天有眼，生了這場病，得到這個機會。這說明學問之事，也是有些機緣的，師友都是機緣。”
　　
　　比緣分更重要的，是高邁堅挺的人格。仍以他本人的作品為例，1939年，在香港，他有《斗室賦》一篇，略窺他的冰雪操守，詞曰：
　　
　　懷瑾瑜而履信兮，服儒服于終身。覬中興之目睹兮，又何怨乎逋播之民……一枝之上，巢父安兮。自得之場，足盤桓兮。獨守徑仄，尚前賢兮。紉彼秋蘭，斯獨全兮。
　　
　　1949年，饒宗頤賡續前緣，移居香港。就他的角度而言，始于江山易幟，無奈出走，繼而柳暗花明，小島逢春，終于得其所哉，大器晚成。香港是國際都市，他出經入史，從容不迫，擁歐攬美，自如自在，陳寅恪、吳宓們失去的時空、信息與寧靜，他得以盡情揮霍享受。歷經半個世紀的學海苦渡，終于“業精六藝、才備九能”，成為“矚目的漢學泰斗”“整個亞洲文化的驕傲”。
　　
　　筆者的分析，你可能不以為然。那么請換一個角度看：1917年出生的嬰兒，當以百萬甚至千萬計，歷經九十余年的大浪淘沙，如今，論學術成就、學術地位、學術名望，有幾人能與饒宗頤并列？
　　
　　筆者查來查去，活著的，只有一個建筑設計大師貝聿銘。此公為蘇州望族之后，生于羊城，其父貝祖貽曾任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總裁，也是中國銀行創始人之一。有這樣的大背景，又加上他17歲就離鄉去國，負笈美利堅，這才得以天從人愿、“天生我材必有用”。
　　
　　有識者把饒宗頤與王國維、陳寅恪并論，認為他們在壁立千仞的人格、廣博精深的學問，以及開拓性、獨創性上有共同之處。除此而外，饒宗頤還更勝一籌，他擅長書法、繪畫，精于古琴，倘若和前人類比，應該是更接近于宋代的蘇東坡。
　　
　　且慢，倘若硬要拿王國維、陳寅恪相比，筆者認為，饒宗頤的可貴之處，是他身處于孤懸海外的英屬殖民地，做的卻是昔日清華國學院才應該產生的學問，這才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綜觀饒宗頤的學術歷程，他的最大特色，體現在對政治功利的自覺超越，以及對流俗的自覺超拔。譬如對政治，饒宗頤一向敬而遠之。他有個熟人，是個通才，喜歡游走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很多人都走這條路。”饒宗頤說，“這樣有好處，容易創造條件。一邊有了條件，一邊做事情。只有我不走這條路，始終不沾政治。”又譬如對坐冷板凳，很多人都受不了，他卻心甘情愿，心無旁騖。饒宗頤剖析說：“淡泊是一個人的性格，我不喜歡太熱鬧，一熱鬧就不能冷靜，不能冷靜就不能看問題，不能解決、研究問題。因為一熱鬧，時間、精神就都向外發泄掉了。”他崇尚的是“空山多積雪，獨立君始悟”，他抱定的是“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2009年7月，當《羊城晚報》記者問及94歲的饒老養生之道時，他回答說：“坐在葫蘆里。”眾人一頭霧水，莫解其意，他笑著解釋：“是元代詩人的一句話：‘天地小于瓜’。”
　　
　　“元代詩人”是指楊維楨，“天地小于瓜”語出他的一首詩：“溪頭流水泛胡麻，曾折瓊林第一華。欲識道人藏密處，一壺天地小于瓜。”
　　
　　全身心沉浸出的學問，是世界上最美最香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