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艱難歲月里的忘年交-友情故事

　字畫為介，建立友情

　　

　　楊鵬升，四川渠縣人，小陳獨秀21歲。青年時在渠縣街頭以賣字、刻章為生，后因機緣巧合被四川軍閥楊森、李家鈺等發現并資助他就讀北大，后留學海外。

　　在北大就讀時，楊鵬升就喜歡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文章，他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與李大釗、胡適、高一涵也有交往。五四運動前夕，經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推薦，楊鵬升師從陳獨秀。陳獨秀非常賞識這個四川娃，兩人從此結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

　　五四運動以后，陳獨秀回到上海，楊鵬升則再度留學。楊鵬升留學歸國后，便投筆從戎，成了一名國民黨的軍官。一個是共產黨的總書記，一個是國民黨的軍官，雖然兩人走的道路不同，但生活情趣、愛好比較接近，彼此在心中都給對方留有一定的位置。

　　“一·二八”淞滬會戰時，楊鵬升任國民革命軍第八十八師副師長，率部英勇抗擊日軍，愛國之心深得陳獨秀的贊許。再加上相似的愛好，兩人的關系有了很大的發展。

　　楊鵬升對書法、國畫、金石及園藝皆有造詣。同時，他與齊白石、徐悲鴻、劉開渠、張大千、郭沫若等都有深厚情誼，謙稱是他們的“門下”。陳獨秀對他的精湛藝術很欣賞。楊鵬升曾為陳獨秀精心刻陽文“獨秀山民”四字章，陳獨秀給朋友寫字或寫信，常常蓋上“獨秀山民”章。這枚章被陳獨秀視為珍寶。他曾對楊鵬升贊賞地說：“鵬升，你刻的四字章，把我家鄉那座獨秀山的秀氣挺拔之勢，以及我對故鄉的思念之情，全部精雕細刻其中了。”

　　楊鵬升的夫人包和平是滿族人，原為楊家丫頭，楊因結發妻不育，后納其為妾。楊夫人身材高大，稍胖，但不失文靜、賢淑，擅長國畫，為女中一秀。陳獨秀常寫條幅，請她作畫，或者由包和平作畫，請陳獨秀題字。他們交往中，不談政治，只談字畫和友誼。

　　八七會議后，陳獨秀便離開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領導崗位，他心情郁悶，加之又要躲避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和騷擾，因此便把很大一部分時間和精力用在研究中國的文學藝術上。正是在字、畫等文學藝術的“撮合”下，陳獨秀與楊鵬升結下了深厚的友情。

　　

　　成為忘年交

　　

　　1938年武漢淪陷，楊鵬升調往成都任川康綏靖公署少將參謀，陳獨秀也于這年秋隱居四川江津鶴山坪。兩人交往更加頻繁，他們相互交流，索要字畫、印章、拓片等。同時，楊鵬升在經濟上仗義救助窮困潦倒的陳獨秀，金錢少則三百元，多則上千元，物品則有銀耳等滋補品。

　　1939年，陳獨秀身體不適，準備去重慶看病。他于12月30日寫信給楊鵬升；“告日內擬往重慶就醫，或住渝三星期，并寄《告少年》一篇。”1940年2月，陳獨秀再函楊鵬升，告知他“已于6日由江津起身來渝，住寬仁醫院”。楊閱后，即托章士釗從重慶轉給陳獨秀三百元匯票，讓陳獨秀作為住院醫療費用。陳獨秀收到這三百元之后，于2月26日致信楊鵬升，說：“頃行嚴兄(章士釗)由渝轉來16日手書并匯票三百元一紙，不勝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二星期，所費有限，自備差足，先生此時想必亦不甚寬裕，賜我之數，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惡乎可……”

　　陳獨秀與楊鵬升的互相體諒與關懷，著實讓人稱羨。那時，楊鵬升一家老小二十多口，全靠他一人供養，每月開銷至少五百元，經濟上也不算寬裕，多虧了他夫人包和平會當家理財，加上她通情達理，內心也崇拜陳獨秀，這才慷慨解囊，仗義救助隱居江津、處境極其困難的陳獨秀。

　　有時，楊鵬升是從陳獨秀來信中知道他經濟困難，每當這時，楊鵬升就會隨時設法給他寄錢去。1940年后，大批難民避難江津。人口的猛增，引起彈丸之地的江津城物價尤其是糧價暴漲，鶴山坪的大米漲到每升三十余元，縣城的大米更要高出一兩倍，這使得貧病交加的陳獨秀生活更加窘迫，日子難熬。

　　1941年11月22日，他在致楊鵬升的信中說，他家“每月生活費可達六百元，比上年增加一倍”，不得不靠“典當度日”。楊鵬升接信后，與夫人商量，先后寄給陳獨秀兩千多元。楊鵬升知道陳獨秀“無功不受祿”，有時就以向他索取字條、字聯、碑文、金石篆刻甚至要他為自己的父親寫墓志等為由，或者以某先生托轉之由，分期分批地給他寄錢，接濟陳獨秀，就連陳獨秀用的信箋、信封都是楊鵬升提供的。陳獨秀心中也有數，有時他以寫條幅，或贈其作品如《中國古史表》《韻表》和《告少年》詩作以相謝。他曾幾次寫信問楊鵬升，托轉寄兩千二百元錢的“某先生”是何人?楊鵬升一直避而不答，被迫問得緊，無奈只好作答“某先生”為“晉公”，但“晉公”究竟是誰，在陳獨秀的心中一直是個無法解開的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