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明園的當代遭遇-新知探索

周恩來救下的廢墟
　　
　　1968年春天，31歲的楊振鐸從海淀區綠化隊調到圓明園苗圃做班長。圓明園苗圃有4間紅磚房的辦公室，其中一間就是楊振鐸的宿舍，另外幾間用作放置工具的庫房。四周都是郁郁蔥蔥的林木，夾著一條條長滿雜草的土路。
　　
　　在楊振鐸的印象里，1968年的圓明園到處都是這種林蔭小道，“經常走著走著就找不到地方了，生產隊走馬車的路就是大路。樹林下是野草，有水的地方都讓農民種了水稻”。
　　
　　不過，這已經是中央高層領導關照下的情況了。
　　
　　經歷過晚清和民國時期對遺址內殘存木料和石料的拆運，當解放軍在1948年進入這里時，圓明園更像是京郊一片普通的農地：6個生產隊的農民散落在二三十個小居住點里。
　　
　　往日皇家的尊嚴和榮耀早就被人們遺忘，舍衛城、大水法這些名稱被胡蘿卜地、西大地代替。“園里辦公室所在的地方原來應該叫五代五福堂，但園里的工人和農民都叫五佛堂。”楊振鐸說。這大概是為數不多能夠保留歷史痕跡的地名了。
　　
　　新中國定都北京后，許多從解放區遷京的單位便看好了這片上風上水的“寶地”。1950年，來自革命老區的晉察冀邊區聯合中學選址在綺春園。這所主要接收軍地干部、烈屬子女入學的學校就是后來的101中學。在規劃部門已同意它占用綺春園西北部300余畝的情況下，周恩來進行了干預。
　　
　　時任都市計劃委員會主任的梁思成后來向吳良鏞轉述，周恩來曾對他講了如下意思的話：圓明園要保留，地不要撥出去，帝國主義把它燒毀，將來有條件時可以恢復。
　　
　　根據這個指示，北京市政府發出“圓明園一磚一石不準動”的命令。1953年初，植物園也請求在圓明園遺址開辟60畝育苗地，時任北京市市長的彭真明確表示不得占用。
　　
　　后來，中央黨校又擬在圓明園選址修建校舍。周恩來知道后立即予以制止，并對當時主持黨校工作的副校長楊獻珍講了一段著名的話：“圓明園這地方，總有一天會整理出來供國人參觀的，國恥勿忘，圓明園遺址是侵略者給我們留下的課堂。”
　　
　　這是新中國領導人第一次提及圓明園遺址的意義，幾乎也是1911年來中國政府的領導人第一次把圓明園和國恥聯系到一起。
　　
　　“但那時候我們連周恩來總理的指示都不知道，管理的時候總感覺缺少一把尚方寶劍。”楊振鐸說。
　　
　　被忽略的“封建殘余”
　　
　　楊振鐸從事的綠化差不多是五六十年代圓明園的“頭等大事”。1956年起，北京市開始在圓明園進行大規模植樹，1959年又正式將圓明園遺址劃定為公園綠地。次年，海淀區人民政府將圓明園定位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第一次將其納入政府管理保護的范圍。到1961年秋，圓明園遺址區域共栽種樹木72萬株，綠化面積1300多畝。
　　
　　但60年代初，為了克服自然災害，圓明園遺址歷年植樹和土地一度交由當地生產大隊使用。這導致了1948年后圓明園農業生產的第一次高峰。
　　
　　幾年后開始農業“學大寨”，第二次高峰到來。那時圓明園已經交海淀綠化隊管理，“有些生產隊長打著‘學大寨’的旗號繼續破壞遺址，說發展農業生產。”楊振鐸去阻止的時候，對方說“圓明園遺址就是封建殘余的標志，誰敢阻止誰就是跟慈禧太后站在一個隊伍里的。”
　　
　　和農民的沖突大多是因為樹林慢慢長大，樹蔭遮擋了農民的莊稼。農民還經常刨山為慢慢下沉的稻田墊土，或者把河湖填平種植水稻。到80年代初，院內的2000多畝農耕地大多是填水而來。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一直從事3D再造圓明園工作的郭黛姮研究發現，圓明園的建筑雖然在晚清時期全部被毀，但大部分山形在1933年至1965年間變化不大。她依據的是1933年、1965年和2002年三次地形實測資料。
　　
　　但是1965年后，園內面貌大變。變化最大的是洞天深處景區，到21世紀初已全部消失。另有山峰被全部削平，前后高差超過4米。水系同樣在1965年后出現了較大變化：除幾處大的水面外，河道完全消失、局部填平。
　　
　　郭黛姮大學就讀于與圓明園一墻之隔的清華大學。雖然夢想成為建筑設計師，但據她回憶只是偶爾路過圓明園，對這個早已殘破的園林并沒有興趣。那時除了西洋樓遺址還有一些石刻外，其他遺址已無法分辨。許多農舍就建在遺址的臺階或地基上。
　　
　　這些石頭一直是外界關注的東西。1969年，中央下達“一號戰備令”，很多人便跑到圓明園拆運石頭，“不少石料又被人們一車接一車地拉走。”楊振鐸說。
　　
　　根據圓明園管委會的公開出版資料，六七十年代曾出現過一次運走582車石料、一次拆除800多米圍墻、一次砍伐1000多棵林木的情況。
　　
　　到80年代初，圓明園遺址范圍內有各類單位10余個，占地480畝。其中3個是從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陸續遷入院內或占地擴建的，占有350畝。
　　
　　不過，與故宮等地在“運動”期間的遭遇相比，圓明園被大大“忽略”了。“這里沒有佛像，甚至連文字都很少。”楊振鐸說，那時圓明園其實已沒有什么可以作為“四舊”的東西，所以“運動”對園內工作影響較小：“造反派”基本不會光顧這里。
　　
　　到這時，圓明園只寥寥地呈現在學生讀書的課本里和教書先生的黑板上，社會上仍不了解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廢墟，更沒有意識到它蘊含的特殊意義。
　　
　　“那時圓明園就是一片廢墟，人們不了解這個地方，經過的33路公交車都沒有站牌。”楊振鐸說。
　　
　　自行車展覽
　　
　　轉機在70年代終于到來。北京市園林局綠化辦公室的副總工李嘉樂到圓明園考察后，聯合北京市規劃局、海淀區建設局等單位給江青和時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吳德寫信，要求成立專門機構對圓明園遺址進行管理。
　　
　　信發出去后像石沉大海一樣，沒有任何回音。
　　
　　不久，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開始恢復秩序。到1976年初，楊振鐸等人知道市里已開始籌劃成立圓明園遺址管理機構。
　　
　　1976年11月，圓明園管理處正式成立，并于次年從北京大學要回5塊石屏風和兩塊石鼎，“學校非常支持。從北京大學的朗潤園搬到圓明園，工人們用絞盤搬了一周才搬到能裝運的地點。路上聚集了很多人觀看，大家都覺得這是個有意義的事情，”楊振鐸說，這是1860年后首次將圓明園失散物運回園內安放，意義不言而喻。
　　
　　1978年底，已經調任公園管理組的楊振鐸和一部分工作人員，騎自行車和三輪車拉著圖片進行展覽，“開始就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希望引起大家對圓明園遺址的重視。”展覽的圖片是從園林局要來的“圓明園四十景圖”照片以及部分西洋樓圖片，行程選擇了行人較多的清華大學西門向北的馬路，“群眾看到都很興奮，說這么好的東西都沒見過，要求我們多展一會。”楊振鐸說，出門不久他們就被群眾圍住，不得不將半天的展出計劃調整到一天。
　　
　　這次展出特別轟動，一路上可以用浩浩蕩蕩來形容。后來市里撥款17萬元修建了200平米的展覽室，同時修建了3公里園內道路和幾座橋涵。
　　
　　1979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谷牧到圓明園實地進行查看，并討論圓明園遺址的保護整修和利用問題。
　　
　　真正令圓明園引起關注的是1980年1583名社會名流簽名要求保護圓明園遺址。
　　
　　外商引起的大簽名
　　
　　1980年，一個外商想投資圓明園進行開發，主管部門一時不知如何應對。為了給政府提供決策建議，當年8月，中國建筑學會建筑歷史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圓明園罹劫120周年學術討論會。與會者有北京和部分省市的官員、學者90多人。最后的結果是，要對圓明園遺址進行保護、整修，于是決定成立“中國圓明園學會籌備委員會”。
　　
　　討論會的另一個重要成果，就是決定寫一份倡議書并尋找社會名流簽名。
　　
　　很快，有當時幾乎所有社會知名人士簽名的《保護、整修及利用圓明園遺址倡議書》面世，呼吁保護圓明園遺址。倡議書充分論證了圓明園遺址的重大政治、歷史和園林價值，明確地提出圓明園遺址的發展方向和保護途徑。
　　
　　簽名的1583人中，有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全國政協副主席11人，部長、司局級干部113人，教授、研究員、總工程師79人，文學、藝術、出版界知名人士88人。
　　
　　雖然其中大多數人從來沒有去過圓明園，但這場浩大的簽名活動還是引起了1860年以來中國人對于圓明園最廣泛的一次討論。而1983年拍攝的電影《火燒圓明園》也讓人們對圓明園的悲劇歷史有了更為直觀的認識。
　　
　　1997年6月，圓明園遺址成為全國100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之一。至此，這處被廢棄了130多年的皇家園林終于找到了自己新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