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化雨-人與社會

我一直很懷念我的小學老師，一個沉默而倔強的小老太太。她是數學老師，我的班主任。雖然從小學一直到工作以后，我的數學也沒有好過。我數學智商之弱可以從一件小事看出來，我在銀行上過班，數不過來錢，不數不錯，一數就錯，銀行的主任想不通還有能笨到這樣的人。她把我喊到辦公室里拿出一沓票子讓我數，那會兒還沒有百元大鈔，都是十塊一張的，工農兵準備走入人民大會堂。她指著錢說：“數！”我抖抖索索地數了一遍說：“七十！”她說再數。我又數了一遍，抬起頭跟她說一百一。她嘆了口氣說：“看來你真是個數字盲，你得換個工作了。”這就相當于梨園行常說的祖師爺不賞飯吃。在我換行當之前，她也沒辦法把我攆走，就天天讓我坐在出納柜臺的一角點硬幣，大概是本著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意思——硬幣就算錯還能錯哪里去？銀行的女同事視我為廢物，對我白眼相向，現在提到還氣得我一鼓一鼓的。
　　
　　我上學時那真是“皮”得很。許多班級的任課老師對我都很頭痛，于是我就在各個班級之間“放逐”著。甚至有時一個學期還沒有結束就有老師向我下“放逐令”了：“這個學期你無論如何不能在我班上了，你不走，我走！”起因是我在下課時捉了許多蜜蜂，仔細地把翅膀揪掉，然后用一個玻璃瓶子裝起來。我上課不大聽課，跟幾個差生被老師攆到教室的后面，這樣可以盡量減少對別的同學的危害。我上課時把裝蜜蜂的小瓶子打開，用一只醫用的鑷子把蜜蜂的頭夾住，蜜蜂的屁股對著前面張紅葉的脖子湊過去，然后鑷子稍用力，蜜蜂就會把針刺到張紅葉的脖子里，她就“哇”的一聲大哭起來。我很快地把鑷子收起來，裝作像沒事人一樣。因為我周圍的同學都莫名其妙地哭過，后來被老師發現了，抓了個現行，并且拿獲了兇器。放學時我被老師叫到辦公室去，教體育的丁老師逮住我一頓臭揍。好家伙，他的拳頭醋缽一般大。就這樣，我也跟他對打。后來不知怎么的他把我衣服給撕破了，衣服的一只袖子被撕脫了，半個胳膊露在外面。
　　
　　放學以后，老師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著。老師問我干什么？我說你得賠我衣服。傍晚的時候，老師的老婆剛把兒子從幼兒園接回來，正蓬頭垢面地在搭建在屋外面的小廚房里燒飯，油鍋才起呢，煙霧繚繞的，見他回來了，后面還跟著個如同濟公一樣的我。我挎著黃書包靠在門口說：“你賠我衣服！我就這一件衣服，我弟弟還等著穿呢。”老師被弄得沒辦法，說：“小老子，我算你狠！”喊他老婆過來給我縫。他老婆轉身找針線的時候，他的小兒子又闖禍了，把什么東西又給摔碎了，家里弄得卷堂大亂。老師的老婆越想越氣，找個由頭跟老師打起來了。她把頭頂在老師懷里，叫著：“給你打！給你打！你打死我吧！”他們倆像兩只山羊頂架，真是很有趣。我在旁邊看著覺得好笑——老師也會打架！后來還是白老師把我拉到家里去，她說她幫我縫，讓我把衣服脫了。我就穿了一件背心，抱著手站在她家堂屋里。白老師的兩個女兒都長得很好看，像兩朵百合花一樣。她們倆走過我旁邊都掩著嘴，也看不出是笑還是哭。
　　
　　后來這位班主任就把我交到何老師班上來了。何老師剛從外地下放回來，她好像是河北人，一口河北梆子腔，隨丈夫轉業到這里，也是一大窩孩子。她個子不高，才一米五多一點，一點也不像北方人。她人還有一股狠勁，后來我總結，一般個子矮的人都比較有韌性。她天天笑瞇瞇地看著你，跟你耗著。她走到哪兒，我也得跟到哪兒，跟黑白無常似的。下午放學了，她不許我回家，要我跟她到辦公室寫作業，一路寫到天黑，她什么時候作業改完了，我什么時候才能回家。她低頭用紅筆飛快地判著作業，時不時用眼睛余光看我一眼，看得人心里一凜。她家住在交通廳，路上有個包子鋪。在路上她買兩個包子，她的那個是菜餡的，我的是肉餡的。我爹比較狠，她知道他脾氣不好。一般我爹問我在學校表現怎么樣，她大多數時間說：“很好，很好，比以前進步一點。”我爹脾氣也不好，可能是遺傳的。我爺爺脾氣就暴，他跟自己生氣。有一回挑水把水桶不知道怎么弄翻了，他一氣之下把水桶給揍個粉碎，然后揚長而去。我爹呢，更好玩。我姐小的時候是個好哭精，夜里怎么哄也哄不好。我爹把抽斗里的五四手槍拿出來，頂著她胸口說：“再哭！我一槍崩死你。”我姐更犟，崩死也哭。結果以他老人家認輸拉倒。
　　
　　何老師家訪時總是說成績，說這學期不錯，數學考到六十五了，比以前進步了十分，及格了。這是多么大的跨越啊！她用詩人般的語言對我爹描述，你這孩子如果好好培養，上個清華、北大也沒問題啊！咱得換換方法，哪能動手就打，你在部隊也不能體罰戰士對不對？可能是天資拙劣，我的數學到了七十來分，就進入滯漲階段，怎么努力也上不去了。何老師是班主任，教數學的。有人就說她你費這么大精力帶一個差生劃不來，她還真紅了臉，還跟人吵一架，說：“你怎么能當孩子面這樣說話！”晚上回去的路上，她還氣哄哄的，買了兩個包子，她說沒胃口全給了我吃，我恬不知恥地全吃了。現在想想我也夠沒心沒肺的，怎么就不給她爭個臉呢？后來我工作了，經常還會遇見何老師。她早已退休。她的個子更矮了，一頭銀發。她喜歡一邊說話，一邊用手摘我身上的線頭，我就感覺自己像個永遠摘不干凈的毛線團子。她一邊問工作好不好，一邊叮囑我要看點書。她也不說理由，就單單說：“看點書總是好的！”后來她搬到外地的女兒家去，跟女兒一起過了，我就再也沒有見過她了。如果她健在的話，現在也有八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