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里有一塊錢-文苑

1
　　
　　雪天，莫斯科街頭。泥水沾滿了長靴和裙擺。聽說莫斯科河結冰了。街角有堆破爛衣服——不對，是個滿臉皺紋的女人縮蹲在那里，懷里摟著一團毛毯——啊，毯子里露出一張一兩歲小孩通紅的臉。
　　
　　從大衣口袋里掏錢；柏格莫洛夫——莫斯科的年輕作家，拉著我大步走開。
　　
　　“省省吧！”他說，“每一個角落都有，你打算給幾次？你有能力給幾次？莫斯科很大呢！”
　　
　　走進地下通道，在賣色情畫刊的攤子和散發無政府主義傳單的青年之間，又有一個裹著一身破爛的女人——她把嬰兒放在鋪著報紙的地上。
　　
　　我握著幾張鈔票的手，留在溫暖的大衣口袋里，柏格莫洛夫說得不錯，我有能力給幾次？
　　
　　臺北火車站。一個穿球鞋的年輕人低聲下氣地說：
　　
　　“我的皮夾子被扒了，連回臺中的車票都不見了，請借300塊錢……”
　　
　　我睜大眼睛看著他，心里感受到強烈的痛苦：你為什么來測驗我對人的信任？給了你錢，我會后悔，認為你不過是個不勞而獲的騙子，破壞了人間公平的原則；不給你錢，我會后悔，責備自己污蔑了人性中無論如何都還存在的純真。
　　
　　還不曾考慮定，買好票回來的朋友已經一把將我拉開，嫌惡地回頭吆喝：“丟臉！”
　　
　　我很快被人潮淹沒。
　　
　　5月的德國，所有的樹都迫不及待地開滿了花。風一吹，細細碎碎的花瓣飄得漫天漫地。端著一杯咖啡，坐到蘋果樹下。蘋果花正開得熱鬧。打開《國際先驅論壇報》，頭版正中就是一張照片：一個小女孩懷里抱著一個瘦得看不出是人還是玩具的娃娃。小女孩的眼睛又圓又大，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也令人覺得清亮鑒人。照片下有兩行字：
　　
　　“孟加拉一個小女孩抱著出生才八天的弟弟。他們無家可歸。據估計這次水災中有五萬人喪生。”
　　
　　又來了。我一面想，一面小心地把飄落在咖啡杯里的花瓣拈出來。搞新聞的人就愛這種照片。這很可能是一個經過設計的鏡頭——攝影記者要媽媽把八天大的嬰兒讓四歲的女兒抱著，照過相之后還塞給女人幾塊錢。他對這個鏡頭很滿意：“這樣的構圖比較有震撼效果！”
　　
　　當然，他的照片果然上了頭版頭條。
　　
　　如果說這張照片是人工配方的合成飼料，從彎彎曲曲的管道輸送過來，那么在另一頭等著吃這合成飼料的，就是讀者這只豬。照片的配方里，加了某種元素，可以刺激豬體內同情心的分泌。
　　
　　“我知道我是一頭豬！”我站起來，對著蘋果樹踢了一腳，“可是我至少可以決定不吃配方飼料。”
　　
　　“我可以吃草！”
　　
　　端起半杯已涼的咖啡，我走回屋里。從落地玻璃窗望出去，報紙還攤在草地上，風翻動著有小女孩照片的那一頁。
　　
　　你這是什么意思？我問自己，就在那透明的窗前。
　　
　　照片鏡頭或許是經過設計的，可是經過設計后，它就改變小女孩正在受苦這個事實了嗎？
　　
　　現代社會將一切的價值商品化——愛情，可以由《我愛紅娘》之類的電視節目來“編制”；母愛，可以由微波爐的大小和品牌來衡量；英雄，可以由媒體來打造，人世間的一切悲慘，也不過是供錄攝器材運作的素材，管它是革命、是地震、是戰爭還是屠殺、是擁體制還是反體制，都不過是等待商業包裝的物品——這，阿多諾幾十年前就看透了。你覺得徹底反感了。
　　
　　可是反感歸反感，孟加拉國的確有那么多人瀕臨死亡，庫爾德族的確在遭受殘害，羅馬尼亞的孩子們的確受到虐待，埃塞俄比亞的確有成萬的人餓死……因為不甘心讓自己的同情心和正義感也成為商品，所以你干脆就拒絕讓感情受到震動？
　　
　　一架噴氣式飛機，只有蒼蠅般大小，在藍天大幕上畫出一條長長的白線，轉個彎，白線竟拉出一個天大的問號。
　　
　　2
　　
　　籬笆外頭，有人在招手。蘋果樹枝丫上一片粉白的花，遮住了那個人的臉，可是我想起來了：隔壁翠老太太約好要來喝杯茶，她來晚了，我也幾乎忘了這約會。
　　
　　腰桿兒挺直的老太太很正式地和我握手，然后將左手托著的一盤蛋糕遞過來。“我知道你不會有時間烘蛋糕，”她說，“所以我就烘了一個。”
　　
　　切蛋糕的時候，她再度為遲到道歉：“您知道我為什么晚到嗎？今早在火車上，和一個年輕女人聊起來，她竟然是個蘇聯人，偷偷在這兒打工掙錢……才來一個月，我就把她請到家里吃午飯，帶她逛了逛，看看德國的環境……”
　　
　　蘇聯？我記起來了。在剛過去的這個冬天里，翠老太太在結冰的小路上摔了一跤，差點跌壞了腿。她到小村郵局去匯款，500馬克，匯入救濟蘇聯人過冬的特別賬號。
　　
　　每年入冬前，翠老太太會囤積40公斤蘋果，存在陰涼的地下室。“一次買40公斤，”她說，“可以比零買省下好幾塊錢呢！”她很得意地要我效法。
　　
　　這樣的一個人，怎么會踩著結了薄冰的小路去匯500馬克……好多錢哪，對她而言——給一個她從不曾去過的國家，那遙遠的蘇聯？
　　
　　“這種蛋糕，”老太太選了一塊大的，放在我的碟里，“一定要趁新鮮吃，隔一天都不行。”
　　
　　我端上滾熱的茶，香氣彌漫在客廳里。
　　
　　“那個蘇聯女人，我送給她一袋衣服和化妝品，”老太太在茶里加奶，她的手背上布滿了褐色斑點，“她顯得很難過，害我也覺得不知如何是好，似乎傷了她的自尊……她說，離開蘇聯以前，她一直以為不管怎樣，蘇聯都是個世界強國哩！”
　　
　　“我沒去過蘇聯，可是，我對這個國家有著特別復雜的感覺，”她慢慢地喝茶，“您知道德軍在二次大戰期間包圍列寧格勒的歷史吧？圍城900多天，城內一草一木都被啃光，到父母易子而食的地步。我不認得什么蘇聯人，可是我覺得德國人對蘇聯人有歷史的債……我在幫著還債……”
　　
　　她不知道她的500馬克會落在誰的手里；她知道一卡車一卡車來自德國的救濟物資，堵在蘇聯荒僻的轉運站口，不見得運輸得出去；她更知道蘇聯很大，再多的人、再多的匯款，也不過是杯水車薪；她也看見，在電視上，“捐款給蘇聯”變成一個如火如荼的媒體運動……“您知道我是生在波蘭的德國人，戰敗后我們被趕出家園，流亡到德國，我那時只有20歲，在一個小村里總算找到了一個小學教師的工作，住在一個沒有暖氣、沒有食物的小屋子里。每天下課之后，您知道我干什么嗎？”
　　
　　老太太微笑著回憶，眼里流過一點柔和：“等孩子們都走光了，我這做老師的，逐行逐排地彎腰去撿孩子們掉落的面包碎屑，撿起來，帶回冰冷的房間，偷偷地吃……有時候，吃著吃著，眼淚就掉了下來……”
　　
　　“當時，有些農夫，種了些馬鈴薯、番茄，知道我是個流亡的外鄉人，總會一句話不說地在我窗前放個南瓜、幾顆馬鈴薯、三兩塊面包……”
　　
　　“我永遠記得那些慷慨給我面包的人。今天我有面包吃，也希望分一塊出去，給沒有面包的人吃。”
　　
　　老太太眼光轉到窗外，有鳥雀來啄食我撒在草地上的玉米。她看了一會兒，回過頭來，說：
　　
　　“您知道嗎？我們是連夜逃離波蘭的，蘇軍的炮火聲不斷地跟著我們的馬車。我的姊姊，她突然跳下車往回跑，說是要去拿一個結婚紀念的什么東西——她就再也沒有回來。我后來聽說，那一夜她被蘇軍強暴了不知多少次……”
　　
　　我們安靜地坐著，聽見教堂的鐘聲當當地響起。
　　
　　一九九一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