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就是最好的砝碼-人物

耶魯大學榮譽教授史景遷
　　
　　著名歷史學家、耶魯大學榮譽教授史景遷于美國當地時間2023年12月26日逝世，享年85歲。史景遷是國際知名漢學家，曾有學者評價，史景遷筆下的歷史魅力在于，他以“說故事”的方式將歷史娓娓道來，使歷史成為可供讀者投射情感、釋放想象的私人場域。同時，他致力于從不同文化的差異中探求人類共同的本性，堅持不帶任何偏見地面對不同社會之間的文化差異。
　　
　　看待歷史的方式
　　
　　史景遷這次來北京，陪伴他的，一個是夫人金安平，史學大家金毓黻的孫女，同樣任教于耶魯大學的華裔美國歷史學家；另一個是香港城市大學教授鄭培凱，史景遷的學生。
　　
　　史景遷對這樣的熱烈歡迎有點兒不安。他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說：“我退休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不知道大家為什么會出現在這里，不過我感謝到來的所有人。”
　　
　　那是2023年2月28日，史景遷在北京大學的講座人山人海。當晚，他講了一個發生在17世紀的故事。一個名叫沈福宗的南京人漂洋過海來到歐洲，在那里見到了法國的“太陽王”路易十四。在剛剛建成的凡爾賽宮里，他們討論了書法、筷子的使用，路易十四讓他用中文念了一段新教的主禱文。后來他在英國跟國王詹姆士二世會面，國王指派宮廷畫家給他畫了一幅像，這幅畫后來因時局動蕩而丟失。
　　
　　沈福宗在歐洲游歷長達8年，除了國王和名士，他還見了一些皇家科學院的科學家，并跟他們談論了度量溫度的辦法、草藥的知識，他也參與了教會對《大學》《論語》和《中庸》的翻譯。這位在歐洲有過如此奇遇的中國人，準備帶著他在西方世界的所有見聞回中國，給同胞講述地球另一邊的世界，卻在回程的船上染病去世，被故鄉徹底忘記。
　　
　　事實上，史景遷并沒有談論什么新鮮的東西。對普通人來說，沈福宗這個名字可能非常陌生，故事也超出了大家對清代初期中國人的想象，但是只要稍加留意，就能檢索到很多關于他的資料。
　　
　　史景遷的重點不在這里，他想說的，是他一直以來看待歷史的方式。
　　
　　“我也想談談學者們，包括我，對這個故事背后意義的看法。”他開始列舉，從沈福宗的故事解讀當時的全球化，語言的交流，儒家經典對歐洲啟蒙思想的影響，甚至，“象棋能不能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和西方交流的過程”。
　　
　　“上述哪一條詰問的精神會為我們帶來沈福宗故事的意義？我們如何衡量這些方法的價值？”他拋出了這樣的問題，然后像他經常在耶魯大學指導學生時所做的那樣，把思考的任務丟給了聽眾。
　　
　　史景遷的中國之路
　　
　　史景遷出生在倫敦附近的蘇爾里，6歲時，他看到了關于中國藝術史的書，對水墨畫產生了興趣。那時候，人們都叫他喬納森·斯賓塞。
　　
　　“當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通過父母的描述，中國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抵抗的英雄形象。而通過這些畫冊，我開始對中國的歷史產生感情。”
　　
　　1959年，史景遷23歲，在劍橋大學修英國史。他獲得一筆獎學金，得到前往耶魯大學交換深造的機會。當時的耶魯大學是美國最大的遠東“研究基地”。“二戰”時，這里是美國培養中文、日文人才的基地，也是研究對華、對日政策的智囊。史景遷到來時，戰爭的色彩已經褪去大半，但依然能嗅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氣味。
　　
　　像很多面對未來舉棋不定的年輕人一樣，他決定換個專業，一度想去學物理或者美國文學，但最終轉而研習中國史。
　　
　　“那時的中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謎，我們真的不知道那里發生了什么。西方人完全不了解這么大的一個中國的歷史，在我看來這是悲劇性的。”
　　
　　他在耶魯大學有兩位導師：一位是研究佛教史和隋唐史的芮沃壽，另一位是專攻近代史的芮瑪麗。史景遷開始學習漢語，練習繁體字。不久，他被芮瑪麗介紹給了來自中國的歷史學家房兆楹。
　　
　　史景遷拜入房兆楹門下。時至今日，史景遷依然稱呼房兆楹為“老先生”。在澳大利亞的三年，他在房兆楹的指導下撰寫博士論文，并有了“史景遷”這個中文名字，以向中國史學家司馬遷表示敬意。
　　
　　1965年，史景遷以一篇題為《曹寅與康熙皇帝》的論文拿到博士學位。這篇論文也成為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他再現曹寅作為康熙家臣和耳目的秘密生活，反映了康熙皇帝多疑狡詐的一面，清王朝統治策略及特殊的君臣關系。
　　
　　回憶那段學習時光，史景遷印象深刻的是，“老先生”提醒他，中國有很多正史，但研究歷史，要去深入觀察一些看似“老生常談”的問題——老生常談的背后，往往有被隱匿的真相。比如人們往往籠統地概括清朝初年民眾對清政府的態度，但只要深入觀察，就會發現不同階層在這件事上的態度迥然相異。
　　
　　如果給他一本電話簿
　　
　　20世紀60年代末，史景遷在香港、臺灣開展研究。
　　
　　在臺灣，通過房兆楹的幫助，他獲得了查閱故宮檔案的機會。這如同打開一座寶藏。康熙皇帝是在成年之后才開始學習漢語的，這讓翻閱皇帝朱批的史景遷深有共鳴。他在康熙那些運筆緩慢、書寫清晰的漢文中，發現這位皇帝會把“密”寫成“蜜”——辨認錯字成了史景遷與太太偷偷分享的小樂趣。
　　
　　直到1974年，史景遷才初次踏上大陸的土地，“把英國、美國和中國三個國家真正地聯系了起來”。
　　
　　那個時候，大陸的知識界并未對史景遷產生特別的興趣。據說錢鍾書曾調侃，史景遷是一個“失敗的小說家”——當然后來他又否認了這個說法。
　　
　　2005年，史景遷的書才開始出現在大陸書店的書架上。中國的讀書人在黃仁宇之后又新奇地發現了另一種敘述歷史的方式——宏圖大略和王朝興替退隱了，小人物的命運掙扎成為焦點。人們將史景遷與黃仁宇進行比較，發現他們有著微妙的不同。在《王氏之死》中，史景遷依據有關縣志、官紳筆記和回憶錄，講述了300多年前，山東郯城一個婦人王氏拋棄丈夫任某，和情夫出逃，途中被情夫拋棄，最后被丈夫掐死的故事。
　　
　　憑借這個故事的線索，史景遷描述了清初山東社會的狀況和民眾生活，歷史在這里得到一種更富有人性的展示。他甚至花了幾千字的筆墨，來描寫王氏死前的夢境：“世上正是冬天，但這兒很溫暖。荷花在冬天的綠水里綻放，花香隨風而來，有人想把花摘走，但當船過來時，荷花飄走了。她看見冬天的山上布滿了鮮花，房間里金光耀眼，一條白石路通向門口，紅色的花瓣撒落在白石上……”
　　
　　這樣的文字出現在歷史書中，即便是讀慣《史記》的中國人，也覺得一時難以接受。許倬云開玩笑說，給史景遷一本電話簿，他可以從第一頁的人名開始編故事，編到最后一個人名。
　　
　　在《太平天國》中，史景遷花了大段文字去羅列狗的消息：“1862年的大雪之后，洋人的狗開始失蹤。最早是一條黑獵犬，在2月份被人從醫院附近帶走。第二條是‘梯撒’，一條淺棕色的牛頭獒，尾巴短而粗，鼻嘴色黑……”
　　
　　“當時，饑荒使得人們非常虛弱，他們開始偷他人的狗來充饑。那些天，我想到很多問題。如果你有一條狗，你會怎么給它起名？你會用什么來喂狗？當你的狗不見了，你會去哪里找它？”史景遷解釋他寫狗的原因。
　　
　　他用當時報紙上關于狗的材料，講述了一個另類的上海故事，并把它看作太平天國歷史的有趣補充。從他津津有味的文字里可以看出，他對這樣的寫作方式有掩藏不住的得意。
　　
　　歷史在此模糊低語
　　
　　作為一個在美國研究漢學的英國人，史景遷并不總能很好地理解中國的古典著作。在講述明末清初文學家張岱故事的《前朝夢憶》里，他把“效東坡老盡十五琖，為鼠飲而已”理解為“與（詩人）蘇東坡一口氣喝十五杯酒相比，我真是飲酒界的小老鼠”，而實際的意思是，“只能效法蘇東坡喝十五小杯，如同鼠飲”；把“歲久成帙”理解成“時間長了，成為習慣”，而實際的意思是“時間長了，記錄的文字累積成冊”。
　　
　　但這些瑕疵，與他具體入微的史觀對中國人的震動相比，可以被忽略。
　　
　　在北京大學的另一場講演中，史景遷再一次闡述了他對歷史的看法。
　　
　　他用了一個半小時談論雍正統治時期中國社會的交流。他從“歷史中留下的那些模糊的低語聲中”搜羅出幾類人群：經商者與行醫者，國內流放犯人，僧侶與考生，客棧經營者與算命先生等。
　　
　　史景遷舉例子說，當時有很多夜航船，雍正很想知道這些船駛向什么地方，官員說船太多了，我們無法知道每艘船的航線。雍正會批示：你們一定得找到，我想知道！我問了一個問題，你們就得給我答案，如果沒有答案，你們就找出答案。
　　
　　“作為一個西方人，我對這些生活在小城鎮的，或者是高度流動的中國人的了解其實是很有限的，他們的生活有很多晦暗不明之處。我也相信，如果我們更好地注意這些歷史的見證人，我們和未來的歷史學者可以對那個時代有更清晰的認識。”在這場演講的結尾，史景遷總結道。
　　
　　史景遷依然無意于提出問題或解決問題，他只是講述所有的故事，講述外國人與中國現實的沖突，他們彼此間的偏見、傲慢與堅持。
　　
　　兩種不同的文明，分據天平兩端，重量各異。史景遷畢生的寫作，都像在維護這架跨文化天平的平衡，而故事就是最好的砝碼，增進了彼此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