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承諾-人生

我想著那個孩子。
　　
　　那個叫涂雨生的孩子。
　　
　　那個四川綿陽的孩子。
　　
　　想著八年前，我們在綿陽的一句話，一句寫在紙板上，簽了名，掛在一棵新植小樹上的相互承諾：一定要活著！
　　
　　想得好苦！
　　
　　五月十二日十四點半，電話鈴急切地把正午休的我叫醒。一接，西安來的，說是地震了。朋友像是現場直播的主持人，說：人們亂了，樓里人紛紛向街上逃；街上人也亂了，像一群無頭的蜂，東跑西跑。之后，電話斷了。
　　
　　再打過去，電話全不通。我翻開電話本，尋找著親戚、朋友、老師、同學，我在西安認識的一切人，電話打過去，全不通。
　　
　　西安地震了嗎？那里是我的家鄉。
　　
　　我這才想起電視，電視里報告震中不是西安，是四川，一個陌生的名字：汶川。那時說是七點八級。然后，講到波及陜西、甘肅，甚至連臺灣都有震感。
　　
　　從電視里展示的地圖上，我看到還有一個我熟悉的地方：綿陽。
　　
　　于是，我想起涂雨生，想起我在綿陽結識的那個孩子。
　　
　　于是，從那一天，五月十二日之后，一有機會，我就坐在電視機前，專注地搜索著每一幅畫面，尤其是來自綿陽的消息。
　　
　　我默默地為他祝福，為他祈禱；我在心里不斷重復著我們和一棵樹的那句承諾：一定要活著！
　　
　　電視里的畫面，一幅比一幅慘烈。那些地方，像是剛剛經歷了一場殘酷的戰爭。站立著的，都是斷壁殘垣：折斷的鋼筋從歪斜的墻壁里伸出來，如人的斷肢伸出的骨茬；地上是門窗與水泥板、磚瓦之類東西的層層疊壓。
　　
　　人們無奈而痛苦地，在那些重物下尋找著、救助著還在呼救、還在呻吟的生者。而常常拖出的竟是尸體，老人、婦女、壯漢，更多是學生。
　　
　　我似乎就在現場，心跳加快，呼吸緊張，止不住淚流滿面。我為這一場世紀大災難降臨在我們民族的頭上，感到悲痛。這不公平！年初，我們剛剛經歷了一場冰雪嚴寒的襲擊，那些艱難困苦的影像還不曾在我腦海里抹去。怎么，打擊會接二連三？我雖然知道我們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可如此頻繁的災難，究竟是要考驗我們什么？
　　
　　大部隊的開人，黨中央的及時正確的決策與部署，讓人們的心變得穩定下來。
　　
　　這時，我仔細地瞧著每一張電視里的孩子的臉，尋找涂雨生。
　　
　　其實，我相信，真的是他出現在電視里，真的站在我的面前，我也會認不出來。
　　
　　因為，八年前站在我面前的涂雨生，還只是一個三年級的小學生。
　　
　　我又翻出我們的照片。他站在我和新植的那棵小樹之間，依偎著我，矜持地、微微地笑著。頭上，是當時組織者發紿的一頂深藍色的棒球帽，身穿一套運動校服。紅領巾鮮艷而輕松地飄在胸前。我得承認，這是個漂亮的小伙子。圓圓的臉龐，重重的眉毛，眼睛大大的。因為是和我，和一個陌生的大人，或者他至少知道是一個作家之類的名人在一起，所以，便緊抿著嘴，不讓內心的喜悅表露出來。照片上的表情，很明朗卻也很莊重，不像個三年級學生的模樣。
　　
　　那是二十世紀最后一年的春天，生活在四川的老詩人孫靜軒要搞個告別舊世紀，迎接新世紀的大動作：邀請百名全國各地的詩人集聚成都。歡樂三日。
　　
　　他做到了。就像武俠小說里常寫的那樣，各個門派的詩家都應約而至。倒沒有什么集中話題，無非是話友情、敘闊別、吃火鍋，之后，用北京話說“侃大山”，用四川話說“擺龍門陣”，并不多談詩。
　　
　　那次聚會，是一次情緒亢奮的聚會。因為，人們終于熬過和擺脫了多災多難的二十世紀。新世紀大約會是一個平安、富庶和幸福的世紀。詩篇里這樣頌揚，歌曲里這樣詠唱，文章里這樣描述。人們這樣祝福。很好，新世紀。
　　
　　可是，那時我似乎并不樂觀，寫了一篇文章叫《新世紀的憂郁》，表達了我對即將到來的陌生世紀的擔心：
　　
　　我真有些拿不準，在新世紀到來的時候，該怎樣祝福這個世界？也許，正是這個思路，讓我和涂雨生后來一起寫下了一句有些悲涼與堅定的話：一定要活著！
　　
　　成都聚會，最后一個節目，是在一片空地上植樹，這一片叫做“詩人林”的地方，在綿陽，是詩人們一廂情愿地要獻給新世紀的禮物。
　　
　　我們栽樹，涂雨生來了，怯怯地站在我身邊，聽從我的指揮。每個詩人身邊都有一個小學生，涂雨生和我只是偶然地相互選擇了對方。
　　
　　大家似乎沒有多少寒暄，立即投入勞動。水桶、鐵鍬相撞聲，嘻嘻哈哈的說笑聲，使這一片空地成了一個露天音樂會。
　　
　　樹坑是事先挖好的。小樹在挖好的深坑里，拖著重重的泥根，不很安分地東倒西歪。
　　
　　我對涂雨生說：“你扶著小樹，我來填土。”
　　
　　他很聽話，認真地用雙手吃力地把小樹扶正。我一鍬一鍬鏟起南方膠塊一般的紅泥土，填在坑洞里。大概是好久沒有這樣出力了，額上很快就濕濕地滲出汗來。
　　
　　填滿土，我對孩子說：得把樹根上的泥土踩實，那根部如果漏氣，樹就活不了啦，
　　
　　三年級學生很懂事地點點頭，隨即，用那雙穿著白色旅游鞋的腳，和我穿著粗大黑皮鞋的腳一同密密地踩實泥土。
　　
　　樹栽好了。我拍拍手上的土，望著小樹。這是一株我叫不上名字的南方樹木，枝葉散開著像一種鳥的尾羽。新栽的小樹，沒有表情，只是木木地站立著；也許，從苗圃挖出時，它還沉睡著，我們這一番折騰，也沒把它吵醒。很好，當它醒來時，就會適應這個新的環境，伸一下懶腰，活下來。
　　
　　組織者發了一方小紙板給我們，要求植樹人在這紅色紙板上寫上自己的名字。我知道，這是要我們寫下責任，如同在一篇文章后署上作者名字，與其說是為了揚名，毋寧說是為了責任。這棵樹如果死了，就如同我們寫了一篇十分糟糕的失敗文章，那該是很丟臉的。
　　
　　我鄭重地寫下自己的名字。
　　
　　三年級學生在后邊簽了“涂雨生”三個字。大概這是常寫的字，寫得工整、流暢。
　　
　　一棵樹，就這樣把我們一老一少兩個陌生人的名字聯在了一起。
　　
　　這一棵樹，是我們獻給新世紀的一份珍貴的、有生命的禮物。五十年后，我肯定不會再看見這棵樹的茁壯與蓬勃，可這個叫涂雨生的孩子，那時，將會在這一片樹陰下，帶著他的孩子。回憶我們栽樹的那個有趣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