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的勢利傾向-人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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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時。沒人在意我們的所作所為,我們可以無條件地受人寵愛。我們可以吃得打飽嗝而毋須顧忌,可以狂喊大叫而不顧他人感受,也可以不掙一分錢,不交一位有權有勢的朋友,但是,我們還是周圍的人關注的中心。
一旦成年了,就意味著我們得在這滿是勢利鬼和冰冷面孔的世間爭取一個位置,這些人的影響是我們產生身份焦慮的關鍵所在。盡管也有朋友和愛人承諾說永不拋棄我們——即便在我們破產和名譽掃地之時,他們也會和我們共同度過(有時候我們會真的相信他們)——現實卻相當殘酷:我們身邊多的是勢利小人,我們無時無刻不在他們勢利的眼神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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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勢利”一詞最早出現在19世紀20年代。據說它的產生還同當時牛津、劍橋大學的一種習慣相關。那時,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通常會在考試名冊上有意識地將普通學生同子弟區分開來,習慣在普通學生姓名旁注上“sirlenobilitate”(拉丁文,無高貴血統的意思),簡略為“S。nob”(即現在英語中的snob,意即勢利者)。
“勢利者”一詞的本意是指一個沒有顯耀身份的人。但這種詞義在現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與當初的意思幾乎完全相反,指一個因為他人沒有社會地位而瞧不起他人的人。顯然,人們使用它時賦予了它很強的貶義色彩。用它來描述一種對他人的歧視,而這種歧視又極為錯誤,是應當受到譏諷的。威廉·薩克雷的《勢利人臉譜》是最早涉及這一話題的著述之一。他在文中指出,25年來,勢利者“已如鐵路般延伸到英倫的每個角落。現在,在這個所謂日不落的大英帝國,你隨時隨地都能碰上這些勢利鬼,并一眼就能認出他們”。但實際上,勢利并非是什么新生事物,平等精神才是;在平等精神的觀照下,傳統的帶有等級歧視的做法開始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至少在像薩克雷這類的知識分子看來是不合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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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勢利者相處,可以使我們惱怒,也可以使我們緊張和氣餒,因為我們會感覺到內心深處的自我如此渺小,也就是說我們身份之外的自我如此渺小,我們根本無力改變勢利者對我們的歧視。我們也許有所羅門的智慧,有奧德賽的足智多謀,然而,只要我們不具備一種社會認可的身份和地位,我們所有這些優點都形同虛有,勢利者只會漠視我們的存在。
年幼時,人都是赤裸裸地來到這個世上,一無所有。但他們仍受寵愛,而作為嬰兒。他們是無法用世俗或物質的方式來回報那些愛他們的人。他們被寵愛、受呵護,而他們一無所有;他們可能不聽話,大聲嚎叫且使性子,但他們仍被寵愛。本質上,成人階段的愛同幼年時期從父母那里獲得的那種絕對的無條件的愛并無差別,正因為如此,勢利者以身份取人的做法會讓我們難于接受。
我們長大成人了,我們獲得的愛轉而取決于我們的成就:我們得彬彬有禮,在學校必須成績優異,而后又須在社會上獲得一定的地位和聲望。這些努力也許能吸引別人的注意,但其動機和渴望其實相當平實,無非就是試圖找回那種我們兒時曾有過的充分的、無條件的寵愛。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努力爭取的那些輝煌的成就,同兒時睜大無邪雙眼,胖乎乎地坐在廚房地板上努力拼搭積木的行為并無二致。
由于我們對愛的渴望如此明顯。所以只有那些最笨拙的勢利者會承認他們交友是受到對方權力和聲望的吸引。把對方的權力和聲望作為邀請對方共進午餐的理由,不但顯得不足信,而且會使對方覺得受了侮辱,因為一個人的權力和聲望是我們最本質最難以去除的身外之物。雖然無須等到我們離世,我們就可能失去權力,變得寂寂無名,但我們如孩童般對愛的渴求卻永不停歇。
然而盡管這些勢利者挖空心思。曲意奉承,但那些被奉承者很可能看出這些堂皇頌詞背后的變化無常。因此被奉承者會離開勢利者,因為他們害怕有朝一日,自己那與身份完全無關的真正的自我會被他們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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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利者通常并無獨立的判斷能力,他們無非是撿拾那些所謂的社會名流的牙慧。因此,勢利者的觀點和立場極大程度上受報紙導向的影響。
薩克雷曾指出,英國人對顯耀身份和貴族特權如此看重,從英國的報紙中可見一端。英國的報紙每天談論的不外乎是貴族及名流的地位和聲望,同時暗示普通百姓生活的瑣屑和無聊。他覺得最荒謬的莫過于這些報紙中的“宮廷活動”版,總是虔誠地刊載關于舞會、假日的消息。或者是“上流社會”何人喜得貴子,又有哪家成員去世之類的報道。
“如果你天天閱讀的就是這樣一些夢囈一般的東西,你又如何能不成為一個勢利者?”薩克雷批評說,“扔了吧,扔掉這些報紙!這些勢利的發動機和鼓吹者!”如果我們把薩克雷的觀點更推進一步,如果這些報紙少刊登一些諸如阿格尼絲·達夫夫人和她即將出世的嬰兒的無聊話題。代之以發掘日常生活中的不平常意義,我們所有人對自己身份的焦慮將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緩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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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藏在我們內心的害怕其實才是勢利產生的唯一根源,看清了這一點。我們也就能對勢利有清楚的認識。對那些對自己的地位非常有把握的人來說,他們沒有心思去把成心矮化他人當作某種消遣。傲慢的背后藏著的無非就是恐懼。由于總是感覺自己不如別人,因此才要想方設法讓別人覺得他不如自己。
這種害怕還能世代相傳。同人類所有的陋習一樣,勢利者也是代代相承。上一輩的人定會向下一代灌輸低下的社會地位就是一種悲劇的觀念,使下一輩不可能在感情上輕易擺脫低下的身份就意味著平庸,高尚的身份就意味著卓越的思維定勢。
1892年的《笨拙》周刊上刊登了一幅幽默漫畫,時間是一個春天的上午,地點是海德公園,有兩家人正在公園漫步。漫畫上有這樣的對話:
“媽媽,看,斯派塞·威爾科克斯一家走過來了!”一個女兒對著媽媽喊道,“有人告訴我。他們很想和我們攀上關系。我們是不是可以和他們打聲招呼?”
“傻丫頭,那怎么成?”媽媽回答說,“他們這么想結識我們,這就表明他們根本不值得我們結交。只有那些不想結識我們的人,才值得我們去結交!”
顯然,這位媽媽的回答顯示了她內心根深蒂固的勢利。除非這位媽媽能徹底根除這個痼疾,否則她斷無可能對斯派塞·威爾科克斯一家產生好感一同樣,她的后代也不太可能擺脫這種因襲的勢利(其實是一種源于害怕的心態)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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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憑個體的力量很難掙脫勢利的桎梏,因為勢利的病征是群體性的。年輕一代開始也許會對勢利反感,但這還不足以將人類從勢利的桎梏中解救出來。因為這很可能使他們渴望博得那些輕看他們的上層階級的好感,因而也變得勢利起來(我們可以不喜歡某些人,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想討得他們的歡心)。由此可見,杰出階層的勢利觀念足以影響整個社會,使所有的人為了贏取別人的愛和認可而開始熱衷于那些他們原本毫無興趣的所謂追求。
對于人類這種由于渴求尊嚴而受挫并深感恐懼的情緒所導致的勢利傾向,我們應該多一些理解和悲情,而不是一味去苛責。
但有時候,我們還真的很難不去嘲笑某些勢利者,他們熱衷于顯示自己同名流顯要的交往,急切想讓人知道他家有純金做的水龍頭,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抬高他們的身價。長期以來,維多利亞風格的家具就可以說是一堆毫無品位的東西。我們也許會對買下這樣一件家具的人極盡揶揄之能事,然而在我們嘲笑他們之前,我們其實應該設身處地,以更寬廣的視野思考這樣的問題:為什么有廠商要生產這樣的家具?又為什么有人要買這樣的家具?
這樣,我們也許不再拿這些買主打趣,因為該責備的正是我們置身其中的社會——是我們的社會預設了這樣一種規范,讓我們每個人都從心理上相信買下這樣的櫥柜是必要且值得的,因為這種過分雕琢、近乎怪誕的擺設能贏來別人的敬意。人們追求奢華,與其說是出于貪欲,倒不如說是源于一種情感上揮之不去的心結。往往是那些擔心被人看不起的人,為了使自己不會顯得太過寒磣,才會添置這樣一件特別的家具,借此傳出一種信息:我也應該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