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花錢-流行·視覺

中國傳統的文化里，有一路子是善于吹的，如中醫大夫，如氣功師，街頭擺攤卜卦的，酒桌上的飲者，路燈下擁簇著的一堆搏弈人和觀弈人，一分的本事吹成了十二分的能耐，連破棉襖里捫出一顆虱來，也是珍養的，有雙眼皮的俊。依我們的經驗，凡是太顯山露水的，都不足怕，一個小孩子在街上說他是毛澤東，由他說去，誰信呢，人不信，鬼也不信。先前的年里，戴口罩很衛生，很文明，許多人脖子上吊著白系兒，口罩卻掖在衣服里，就為著露出那白系兒。后來又興墨鏡，也并不戴的，或者高高架在腦門上，或者將一只鏡腿兒掛在胸前衣扣上。而現在卻是行立坐臥什么也不帶的，帶大哥大，越是人多廣眾，越是大呼小叫地對講。——這些都是要顯示身份的，顯示有錢的，卻也暴露了輕薄和貧相。金口玉言的只能是皇帝而不是補了金牙的人，渾身上下皆是名牌服飾的沒有一個是名家貴族，領兵打仗了大半生的毛澤東主席從不帶一刀一槍，億萬富翁大概也不會有個精美的錢夾裝在身上。
　　
　　越不是藝術家的人，其作派越更像藝術家；越是沒錢的人，越是要作出是有錢的主兒。說句好話，錢是不能說就證明一切，但也不能說錢就不是一種價值的證明，說難聽點，還是怕旁人看不起。過日子的秉性是，過不好，受恥笑，過好了，遭嫉妒。豪華賓館的門口總豎著牌子寫著：“衣著不整，不得入內”，所謂不整者，其實是不華麗的衣著，雖然世上有凡人的邋遢是骯臟、名流的邋遢是不修邊幅之說，但常常有不修邊幅的名流在旁人說出名姓后接待者的臉面方由冷清到生動。于是，那些不失漂亮的女子，精致的手袋里塞滿了衛生紙，她們不敢進澡堂，剝了華麗的外套，得縮身捂住破舊不堪的內衣，蹭亮的高跟皮鞋不能脫，襪子被腳趾捅出個洞。她們得趕快談戀愛，談戀愛了，去花男朋友的錢，或者不結婚，或者結了婚搞婚外戀，傍大款，今天獵住這個，明日瞄準了那位，藤纏樹，樹有多高，藤有多高，男人們“下海”在水里撲騰，她們“下海”了，在男人的船上。社會越來越發展到以法律和金錢維系，有定數的錢就在世上流通，聚聚散散，來來往往，人就在錢上窮富沉浮。若將每一張鈔票當一部小說來讀，都有一段傳奇的吧。
　　
　　如果平靜地來講，現在可愛的倒不是那些年輕的女子了，老太太更顯得真實、本質，做小市民有小市民的味：頭梳得油光光的去菜市，問過了這一攤位的價格，又去問那一攤位的價格，仰頭看天，低首數錢，為一分兩分與攤主爭吵，要揭發呀要告狀呀地瞧攤主的秤星秤錘，剝菜葉子，掐蔥根，末了要走了還隨手捏去幾顆豆芽。年輕的女子在市民里仍有個“小”字，行為做事卻要充大。越是小，越怕人說小，如小日本偏自稱大日本帝國，一個長江口上的灘城偏要叫作大上海。
　　
　　依一般的家庭，能花錢的都是女人，女人在家庭有沒有地位就看是否掌握花錢的權力，如今的“氣管炎”日益增多，是丈夫們越來越多地失去了經濟的獨立。事實是，真正的男人是不花錢的。日本的一位首相說過，好男人出門在外身上只裝10元錢。他有能力去掙錢，掙了錢就讓女人去花吧，看著女人去花錢，是把煩瑣的家庭日常安排之任交她去完成了。即使女人們將錢花在衣著上、臉面上，那更是男人的快樂，試想，一個人被他人救過命又救過另外人的命，他是從內心深處不愿常見到恩人而企望被救過的那人常出現在他面前的。不管如何地否認和掩飾，今日的社會還是以男人為中心的社會，女人——如張愛玲所說——即使往前奔跑，前面遇到的還是男人。所以，有了自己錢的，做了強人的女人，實指望一切要主動，卻一切皆不主動，尤其是愛情。
　　
　　錢的屬性既然是流通的，錢就如人身上的垢甲，人又是泥捏的，洗了生，生了洗。李白說，千金散去還復來。守財奴全是沒錢的。人沒錢不行，而有人掙得錢多，有人掙得錢少，表面上似乎是能力的大小，實則是人的品種所致。螞蟻中有配種的蟻王，有工蟻，也有兵蟻；狗不下蛋，雞卻下蛋，不讓雞下蛋雞就憋死。百行百業，人生來各歸其位，生命是不分貴賤和輕微的。錢對于我們來說，來者不拒，去者不惜，花多花少皆不受累，何況每個人不會窮到沒有一分錢（沒有一分錢的是死了的人），每個人更不會聚積所有的錢。錢過多了，錢就不屬于自己，錢如空氣如水，人只長著兩個鼻孔一張嘴的。如果這樣了，我們就可以笑那些窮得只剩下錢的人，笑那些沒錢而猴急的人，就可以心平氣和地去完成各自生存的意義了。古人講“安貧樂道”并不是一種無奈后的放達和貧窮的幽默，“安貧”實在是對錢產生出的浮躁之所戒，“樂道”則更是對滿園生命的偉大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