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時序原文及翻譯、賞析

《文心雕龍·時序》是《文心雕龍》里的其中一篇。《文心雕龍》是南北朝時期梁代大文論家劉勰的文學理論專著，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一部最杰出的重要著作。其中《時序》篇專門講文學和社會時代的關系。

文心雕龍時序原文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詠于元后，“爛云”歌于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圣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春秋以后，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于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郁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云。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沉，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柏梁展朝宴之詩，金堤制恤民之詠，征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嘆倪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于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皋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馀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于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玉屑之談，清金馬之路。子云銳思于千首，子政讎校于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馀影，于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誄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札于瑞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和安以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后，群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制，造皇羲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為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馀風遺文，蓋蔑如也。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并體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質于漢南，孔璋歸命于河北，偉長從宦于青土，公干徇質于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含章，動言成論。于時正始馀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并馳文路矣。

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并跡沉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沖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云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并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為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為嘆息。

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于誥策，振采于辭賦，庾以筆才愈親，溫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干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

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馀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

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飆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數也。蓋聞之于世，故略舉大較。

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世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高宗以上哲興運，并文明自天，緝熙景祚。今圣歷方興，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于天衢，駕騏驥于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揚言贊時，請寄明哲!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

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僾焉如面。

文心雕龍時序翻譯

隨著時代交替推移的變化發展，質樸和華麗的文風也跟著變化。古往今來的寫作情況和道理，大概還可以論述一下吧?從前在唐堯時期，恩德隆盛，教化普及;所以者百姓做了《擊壤歌》，兒童們也唱了《康衢謠》。接著是虞舜時期，政治昌明，百姓安閑;于是舜寫了《南風歌》，群臣也和他同唱了《卿云歌》。這些作品為什么給人非常美好的感覺呢?就是因為大家心情舒暢，所以詩歌音調也是安樂的。到夏禹治理好國土，各項工作都走上軌道，所以產生了歌頌的作品。商湯英明嚴肅，因而出現了《詩經·商頌》里的《那》詩。后來周文王恩德隆盛，這時《周南》中的詩篇，體現了當時作者勤勞而無怨言的思想;文王以前，太王的教化很淳厚，所以《豳風》里的詩歌表達了作者快樂而不過分的心情。但是后來厲王、幽王時期政治黑暗，因而《大雅》里的《板》、《蕩》等詩充滿憤怒;平王時，周室漸漸衰落，于是出現了情調悲哀的《王風·黍離》。這些歌謠寫作的道理，是和時代一起演變的;時代像風一樣在上邊刮著，文學就像波浪一樣在下邊跟著震動。

春秋以后，列國群雄互相爭戰;儒家經典不被重視，諸子百家風起云涌地出現了。這時韓、魏諸國使用武力爭奪勝負，燕趙諸國相信權謀;而秦國對于韓非所謂五種害國的蛀蟲，商鞅所說六種害國的虱子，都控制得很嚴格。只有齊、楚兩國還頗有文化學術：齊國準備了大公館，楚國擴大了蘭臺宮，來款待賢人;孟子到齊國去做貴賓，荀子到楚國去做蘭陵令;所以齊國的稷下就傳開優良的風氣，楚國的蘭陵也形成美好的習俗;鄒衍以談天稱著，騶奭以文才馳名，屈原的詩篇更可媲美日月，宋玉的文采也美如風云。從文采上看他們美好的言論和著作，簡直超過了《詩經》;可見他們光芒四射的幻想，來自這時縱橫馳騁的不平凡的風氣。

到漢朝，時間處在秦始皇焚書后，漢高祖崇尚武功，戲弄儒生，怠慢學者。雖然國家禮制律法已開始創作，但還沒來得及整理研究《詩經》《尚書》這些典籍，盡管如此，但漢高祖的《大風歌》和《鴻鵠歌》，也稱得上是天才之作。漢高祖的尚武愛好影響到孝惠帝，直到漢文帝、漢景帝，經學才稍微興起，但文人仍得不到重用，這點看看賈誼遭到排斥貶抑，鄒陽枚乘地位低下久不得志，就能明白。到了漢武帝，開始尊崇儒家學說，并用華麗文采粉飾鴻大功績，于是制禮作樂，光輝爭相放映，文辭與華藻競相紛馳。漢武帝曾在柏梁臺席宴與群臣聯句做《柏梁詩》，在黃河堤壩作憂民的《金堤詠》，還用安穩舒適的蒲輪車征聘枚乘，給主父偃以鼎食高官禮遇，因為公孫弘的對策好，就提拔他加以任用，倪寬寫的奏章文采非同一般，因此受到贊嘆，貧窮以賣柴為生的朱買臣，被重用得以穿上官服錦衣，生活窘迫只能在酒館洗杯碗的司馬相如，披上皇家繡袍擔任使節，于是這個時期，司馬遷、吾丘壽王這些人，嚴安、終軍、枚皋一類人，有的回應問題確實想法靈變，有的文章寫得很多，其風流文采也遺傳下來，文學氛圍沒有比那時更興盛的了。經過漢昭帝到漢宣帝，確實繼承了漢武帝的事業，群儒學者在石渠閣展開經學辯論，文士們在文會從容討論，既聚集了眾多具有辭賦創作天賦的杰出人才，又發出了貶低辭賦尊重經書的高論。這時，像王褒這些有文才的人，憑著文采能等到皇帝詔令得到高官厚祿。從漢元帝到漢成帝，很重視收集整理圖書典籍，贊美像溫潤珠玉的美好言辭，這為文人掃清了通向金馬門的道路，因此揚雄在上千首篇賦中極盡心思，劉向整理校訂的六經，很是精心到家。自從漢武帝開始重視辭賦寫作起，到漢成帝、漢哀帝，雖然歷史發展經歷百余年，文人辭賦創作變化很多，然而從總體趨勢來看，還是繼承了《楚辭》傳統，屈原留下的深遠影響，在這些作品中都能看到。

到了哀帝平帝的時候，漢朝已經開始趨向衰微沒落，光武帝重建東漢王朝;他只惦記著誰能得天下的預言，卻不關心文學藝術。但是杜篤因誄文做得好就減免刑罰，班彪因起草奏文被賞識而做了縣令;可見光武帝雖然沒有廣泛搜羅文士，但也沒有完全不理會。到明帝、章帝兩朝，較為尊崇儒學;在辟雍里學習古禮，在白虎觀研究經學。這時班固撰述國史，賈逵作《神雀頌》，劉蒼寫了不少好文章，劉輔也著了《五經論》。天子與藩王的典范，就發出相互輝映的光彩了。從安帝、和帝以后，直到順帝、桓帝時期，則有班固、傅毅、崔骃、崔瑗、崔寔、王延壽、馬融、張衡、蔡邕等大量作家。此外，還有不少大儒，他們都頗有才華，其中文章做得好的，就不必一一列舉了。不過東漢作家走的道路和以前不同，他們在文采和思想內容上，是依據儒家的經典;這就因為他們有政治經驗，又不斷講述經學，所以漸漸接受了儒家的影響。后來靈帝喜愛文學，曾著《皇羲篇》一書，并召集文士到鴻都門寫作。可是樂松等人，卻引來一些不學無術之輩;所以楊賜稱之為“驩兜”一類的壞人，而蔡邕則比之于弄臣。他們的文風和作品，是沒有什么價值的。

自從漢獻帝流離遷移后，文人學士也像蓬草一樣隨風飄蕩輾轉四方;直到建安末年，北方地區才漸漸安定，曹操居丞相和魏王的地位，很喜愛詩章;曹丕身為魏王太子，善于寫作辭賦;曹植是豪華的公子，更寫出不少珠玉般的作品。他們三人都重視文才，所以吸引來許多優秀作家：王粲從荊州來歸順，陳琳從冀州來聽命，徐幹從北海來從仕，劉楨從東平來歸附;應玚運用其豐盛的文思，阮瑀以施展才華為樂趣;還有路粹、繁欽之流，邯鄣淳、楊修等輩，都有威儀地優游于詩酒之間，從容不迫地周旋于筵席之上，下筆而成高歌，揮毫可助談笑。試看這一時期的作品，常常慷慨激昂;的確由于長期的社會動蕩，風氣衰落，人心怨恨，因而作者情志比較深刻，筆意比較深長，作品也就常常激昂慷慨而氣勢旺盛了。到魏明帝繼位，自己能寫作詩歌;同時也搜羅文士，設立崇文觀。何晏、劉劭等人，都相繼發揮才華。在以后幾代年青皇帝中，只有高貴鄉公尚有文才;他舉目就有了文章，發言便成了理論。這時還有正始年間留下的風氣，作品風格比較輕淡;嵇康、阮籍、應璩、繆襲等人，都活躍于當時的文壇上。

到了晉宣帝司馬懿開始打下家國基礎，晉景帝、晉文帝繼承父志;他們在行為上忽略儒學風雅，致力于皇權地位爭奪的陰謀權術。至晉武帝建立新王朝稱帝后，關于學校和辭章的修正普及，卻也沒有引起他的注意。下傳到晉懷帝和晉愍帝，皇帝只成了裝飾品，哪有余力談文章事業!然而，晉代皇帝雖不重視文學事業，但實際上有才之人卻很多：張華搖動筆桿像會落下珍珠，左思揮灑墨汁就像展開的錦繡，潘岳、夏侯湛的文章像雙璧映照，陸機、陸云顯示出個人文采，應貞、傅玄、張載、張協、張亢之徒，孫楚、摯虞、成公綏之輩，文章辭藻都清新英俊，兼有風韻華艷細膩的特點。以前史學家認為時代進入末世，這些人都沒盡量發揮才華，確實是這樣，這一點也使人嘆息!

東晉元帝，大力提倡文學事業，興建學校。文人劉隗、刁協精通禮法制度并受到皇帝尊重;郭璞因文思敏捷而受到優先提拔。到了晉明帝，他天資聰明，素來好與文人學士會聚，從被立為太子到繼位，都孜孜不懈地講論六經，在寫作誥書、策問上傾情注意研討，在辭賦上發揮特長，庾亮因有寫作才華愈加受到親近，溫嶠因文思敏捷而越發受到厚待。晉明帝在提倡文風方面，算得上是東晉時代的漢武帝了。后來孝成帝康帝壽運短促，穆帝哀帝在位時間也不長。簡文帝時文學事業突然興起，氣度深沉，風格清新，精妙語言，深厚道理，常常充滿在玄學清談的講席上;道家思想，濃厚文采，時時流布到文學苑池上來。到了孝武帝，因為沒有合適繼承人，政權逐漸被劉裕轉移并篡奪，到安帝和恭帝，東晉王朝就完結了。這段時期的文學家兼史學家有袁宏、殷仲文等人，孫盛、干寶等輩，雖然他們的才智各有淺深，但也像珍珠寶玉般被朝廷采用了。

自從晉朝看重文學清談，到東晉南渡后這種風氣更為流行，受清談玄學風氣的影響，文壇形成一種新的文風。所以盡管當時的世道極度艱難，但同期的文學作品文辭平靜寬緩，詩歌一定是以老子莊子思想作為宗旨和歸宿，辭賦只能是以老子莊子著作做講義解釋。所以我們知道文章變化總是受時代情況感染，不同文體的發展興衰和歷史時代的發展興衰相聯系，探究它的開始，總歸它的終結，即使是百世文學變化也能推知。

自從宋武帝愛好文學，到宋文帝也是儒雅彬彬，宋武帝具有宋文帝的德行才華，多才多藝，文章辭采豐富。從宋明帝以下，文辭儒學的風氣便衰退了。劉宋時代的士大夫中，文士像云霞艷麗眾多，影響力像狂風突起。王僧達和袁淑兩宗族中接連出現文才人物;顏延之和謝靈運兩世家的子弟也有好幾代以文采著名;還有何遜、范云、張邵、沈約等人，多得不勝枚舉。這里只就當時著名的文人，約略說下大概情況。

到大齊建國后，國運昌盛。齊高帝英明創業，齊武帝善于繼承，文惠太子富有文采，齊明帝加以發展：他們都有天才，前途光明遠大。當今皇帝剛剛繼位，文化學術普遍開展;山川鐘靈毓秀，產生了大量卓越的作家;像乘著神龍飛躍天上，像駕著良馬馳騁萬里。著作和制度都超過了周漢兩代，簡直和唐虞時期的文章一樣，正當興盛之際!對于這些既有巨大教育意義，又有美好文采的作品，我哪敢妄加論述?分析評論的工作，請交給高明的評論家吧。

總結：

在這十個朝代中，文學經歷了許多的變化。時代是中心，文學圍繞著它不斷演進。

文風的樸質與華麗隨時而變，文壇的繁榮與衰落也與世相關。歷史雖然很長久，只要掌握文學和時代的關系，就清楚得如在眼前了。

文心雕龍時序賞析

《時序》的“時”是時代，“序”是順序。“時序”即時代發展。本篇就從歷代文學創作的發展變化情況，來探討文學與社會現實的密切關系。

全篇分五部分：一、講先秦時期的文學情況。二、講兩漢時期的文學情況。三、講建安、正始文學情況。四、講晉代文學情況。五、講南朝宋、齊文學情況。

本篇是一篇文學簡史或文學簡史論，集中討論了各代文學的發展變化和原因。劉勰提出“十代九變”，可以看出他是用發展的觀點來看待文學的;更重要的是在探討各代文學發展變化的原因時提出了精到的見解。首先，他認為文學創作和社會現實之間有復雜的關系，作出了“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的科學論斷。其次，從各代文學的繼承發展中看到了文學一經產生，即有其相對的獨立性，文學自身發展規律對于文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于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于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